一股暖流进到我的心中，我全身因为快乐而颤动起来。我愿意相信她的话，不过我仍然分辩说：“我们不过是在白纸上写黑字，浪费我们的青春，浪费一些人的时间，惹起另一些人的憎厌。我们靠一支笔还养不活自己。像我，现在就只好在你们家做食客。”我自嘲地微笑了。

她马上换了责备的调子对我说：“黎先生，你在我面前不该讲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是食客呢？你跟诵诗是老朋友，并且我们能够在家里招待你这样的客人，也是我们的荣幸。”

“姚太太，你说我客气，那么请你也不要说‘荣幸’两个字，”我插嘴说。

“我在说我心里想说的话，”她含笑答道。但是她的笑容又渐渐地淡下去了。“我并不是在夸奖你。好些年来我就把你们写的书当作我的先生、我的朋友。我母亲是个好心肠的旧派老太太，我哥哥是个旧式的学者。在学堂里头我也没有遇到一位好先生，那些年轻同学在我结婚以后也不跟我来往了。在姚家，我空时候多，他出去的时候，我一个人无聊就只有看书。我看了不少的小说，译的，著的，别人的，你的，我都看过。这些书给我打开了一个世界。我从前的天地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两个家，一个学堂，十几条街。我现在才知道我四周有一个这么广大的人间。我现在才接触到人们的心。我现在才懂得什么叫不幸和痛苦。我也知道活着是怎么一回事了。有时候我高兴得流起眼泪来，有时候我难过得只会发傻笑。不论哭和笑，过后我总觉得心里畅快多了。同情，爱，互助，这些不再是空话。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仿佛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的、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我记得你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说：活着为自己的理想工作是一件美丽的事，”我插嘴更正道。

她点一下头，接下去说：“这是差不多的意思。要活得痛快点，活得有意义点，谁能没有理想呢！很早我听过一次福音堂讲道，一个英国女医生讲中国话，她引了一句《圣经》里的话：牺牲是最大的幸福。我从前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我才明白了。帮助人，把自己的东西拿给人家，让哭的发笑，饿的饱足，冷的温暖。那些笑声和喜色不就是最好的酬劳！我有时候想，就是出去做一个护士也好得多，我还可以帮助那些不幸的病人：搀这个一把，给那个拿点东西，拿药来减轻第三个人的痛苦，用安慰的话驱散第四个人的寂寞。”

“可是你也不该专想旁人就忘了自己啊！”我感动地第二次插嘴说。

“我哪儿是忘了我自己，这其实是在扩大我自己。这还是一部外国小说里面的说法。我会在旁人的笑里、哭里看见我自己。旁人的幸福里有我，旁人的日常生活里有我，旁人的思想里、记忆里也有我。要是能够做到这样，多么好！”她脸上的微笑是多么灿烂，我仿佛见到了秋夜的星空。我一边听她讲话，一边暗暗地想：这多么美！我又想：这笑容里有诵诗罢？随后又想：这笑容里也有我么？我感到一种昂扬的心情，我仿佛被她抬高了似的。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感激地望着她。但是那星空又突然黯淡了。她换了语调说下去：“可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好像一只在笼子里长大的鸟，要飞也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敢想飞了，”她说到这一句，似乎无意地看了一下她的肚皮，她的脸马上红了。

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话安慰她，我想说的话太多了，也许她比我更明白。她方才那番话还在我的心里激荡。要说“扩大自己”，她已经在我的身上收到效果了。那么她需要的应该是一个证明和一些同情罢。

“黎先生，你的小说写完了罢？”她忽然问道，同时她掉转眼睛朝书桌上看了一下。

“还没有，这几天写得很慢，”我短短地答道。她解决了我的难题，我用不着讲别的话了。

她掉过头来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关心地说：“你太累了，慢慢儿写也是一样的。”

“其实也快完了，就差了一点儿。不过这些天拿起笔总写不下去。”

“是不是为了杨家孩子的事情？”她又问。

“大概是罢，”我答道，可是我隐藏了一个原因：小虎，或者更可以说就是她。

“写不下去就索性休息一个时候，何必这样苦你自己，”她安慰地说。接着她又掉头看了看书桌上那叠原稿，一边说：“我可以先拜读原稿罢？”

“自然可以。你高兴现在就拿去也行。只要把最后一张留下就成了，”我恳切地说。

她站起来，微笑道：“那么让我拿去看看罢。”

我走过去，把原稿拿给她。她接在手里，翻了一下，说：“我明天就还来。”

“慢慢儿看，也不要紧，不必着急，”我客气地说。

她告辞走了。我立在矮矮的门槛上，望着这静寂的花园，我望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