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隋炀帝杨广修建永济渠、通济渠，从长远角度来说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急功近利，征发百万平民在短短时间内把这两条运河修完，弄得许多百姓家破人亡，民怨四起。

宇文温当然要避免“重蹈覆辙”，但他依旧雄心勃勃，要在永济渠通航的当年，开工修建通济渠，一系列问题由此而来。

宇文温要珍惜民力，所以不打算为了省钱，征发河南、两淮百姓长期服劳役修运河，修建通济渠的主要劳动力，将是雇工，每个工作日都是要计工钱的。

如此一来，就得靠巨额财政拨款来完成这条运河，而工程的总造价，已经接近朝廷一年的岁入。

朝廷岁入，绝大部分是粮食和布匹等实物，铜钱相对占比较小，去年，朝廷岁入折成铜钱计大概有四百五十万贯，听起来很多，但这是收入，不是盈余。

自明德元年起到现在，因为宇文温几乎连年都有大动作，所以历年财政盈余都不算多，也就是说现在要开工修通济渠，国库根本没有钱。

这个情况，宇文温当然知道，他又要有偿雇佣劳动力修运河，相互矛盾之下，就只能想另外的办法来筹措资金，那就是发行公债（国家公债），向民间筹措资金。

发行公债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在后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政府行为，但在这个时代却不一样。

数百年来，不是没有朝廷因为囊中羞涩而向民间举债，但这都意味着朝廷已揭不开锅，所以给人的观感很差，宇文温如今为了修运河搞公债，这种行为马上引起强烈反弹。

这个时代主流的治国观念，就是不到万不得以不要举债，朝廷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即便国库有盈余，也得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不能来个“岁光”。

这种“保守”的治国观念，贯穿了整个“古代”，建立在落后生产力、低下的财政收入基础上，不能说错，但宇文温觉得没必要墨守成规。

朝廷的“盈利能力”逐年加强，内患没有，外患暂时被削弱，未来数年，只要不爆发大规模天灾，周国的国力必然是爆发性增长，这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充盈，有很强的还债能力。

加上他本人的信用很好，而天子的信用好，就意味着朝廷的信用还过得去，那么只要发行公债时利息合适，必然能够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去修通济渠。

通济渠的工期是四年，公债的期限也是四年期，他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筹措资金，当公债到期之后，来偿还本金及利息。

从策略来说，现在借钱修通济渠，四年后通济渠通航，然后还清债务，朝廷和百姓马上就能享受到通济渠带来的便利和好处。

若是从今年开始攒钱粮，攒四年后才开始动工，再过四年运河才修好，累计八年时间，太不划算了。

河流（运河），是这个时代的交通运输大动脉，通济渠早一日投入使用，就越早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宇文温才示意自己在政事堂的代言人、中书令李德林，推动通济渠于今年动工。

而反对者人数众多，奏章如雪飞来，阻力不是一般的大。

宇文温作为强势皇帝，可以力排众议，强行开工通济渠，但这种违反游戏规则的行为后患无穷，会给子孙后代起一个坏榜样。

更别说游戏规则就是他自己制定的，他若是不当一回事，别人也不会当一回事。

今天，就是“决战政事堂”的日子，因为反对者之中，有尚书令李允信，李德林对付起来有些吃力，虽然有杀手锏，却未必有十足把握。

所以，即便可能性不大，宇文温也要做好亲自应战的准备。

不知不觉时间临近，他用冷水洗了把脸，抖起精神，离开侧殿，向政事堂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