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方认为对方是因为亲近基督教前来朝圣的另一方则认为对方仰慕天朝的威严。但不管双方有着怎样的误会这一次的会面无疑都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双方在阴差阳错之下都给对方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
而这种中西文化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之后的交流当中更是越的明显起来。
梵缔冈的主教们一个劲地向中国使节传教布道。而中国的使节们也不时地向欧洲人传播的儒家学说。一番交流之后双方很快就现对方对自己的文化都早有研究可侧重点却是截然不同。中国的基督教徒大多是儒家理学的学者。为了探求“实学”而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感兴趣。为了研究自然科学而信奉基督教。明朝时的徐光启、宋应星、孙元化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因此研究“西学”的中国基督徒与其说是对上帝感兴趣不如说是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而梵缔冈所谓的“汉学”研究实际上是神学研究。传教士们竭尽所能的从中国的各种文献当中为圣经寻找一席之地。耶酥会士们甚至会认为《诗经》中《大雅-生民》讲的是耶稣降生的故事姜源就是圣母玛丽亚。傅圣泽神父证明老子讲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论述的是三位一体教理并将夷、希、微翻译成yi、hi、ouei认定这就构成耶和华的名字(j-hovah)。
因此自从与使团作交流的教士将汉字“船”拆成“八口人乘舟”用来印证《创世纪》中的挪亚一家八口人乘舟逃离滔天洪水的故事后顾炎武等几个士大夫就开始对这种“鸡同鸭”讲似的学术交流兴趣乏乏了。加之罗马教皇国那沉闷的气氛以及对新兴科学理论的抹杀均促使作为使团影子团长的杨绍清决定尽快结束这一次的宗教之行。于是在罗马逗留5日之后中国使团终于得以启程离开了这座充满热情与宗教气息的千年古都。转而前往杨绍清那神往已久的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是个内6型城邦虽没有出海口可是它仍然极其富裕和繁荣从13世纪末起佛罗伦萨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控制了教皇银行业继而差不多统治了整个欧洲的银行业。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以及突尼斯到处都有人在向他们借钱这些金融投资所得到的回报被用来进行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人口暴涨经济欣欣向荣。同意大利其他可追溯到中古时代的意大利城市一样佛罗伦萨传承了古罗马时代的某些共和政府的传统。1187年佛罗伦萨击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其自治权得到承认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而深厚的历史底蕴、自由的社会氛围、以及繁荣的经济市场也最终促使佛罗伦萨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源地和中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绍清这次来欧洲朝圣的并不是拥有教皇的罗马而拥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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