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东路的消息后,薛国观与杨嗣昌都是按兵不动,首先探明皇帝的心思再说。
崇祯帝一开口,薛国观立时有了定计。他含笑道:“正如皇上所言,王将军在东路捉拿细作,严明关防,这是好事。东奴最善用间。关防种种,多被其刺探,致我大明失城甚多。东路近塞,虏骑疏忽可致,清剿细作与通虏之辈,也是为东路之安危着想。”
“当然。王将军毕竟年轻,又是军伍出身,这行事嘛,未免急燥了些,着当地官吏用心安抚便是。”
崇祯皇帝微微点头,这是他对薛国观满意的地方,善于揣摩自己心思,多从自己角度出发,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与那些邀名卖直之臣不同。
他下旨:“东路既己抚定,着有司会同审理,定罪后奏闻裁决。东路兵备道马国玺,分守参将王斗剿察有功,传旨嘉赏。二官也需知闻,事虽迫不得而发,也当求经久之策,切切。”
“……延庆州知州吴植自请致仕,查其老成历练,办事实心。虽有其子妾失察之事,准其戴罪立功,着罚俸一年,记过一次,仍原缺任官……”
这就是崇祯帝的恩威之术了,嘉奖了马国玺与王斗,仍让其文武相衡,防止王斗势力过大。同时挽留了吴植,让其感恩戴德下,更实心办事。让他安在东路,可以更好地监视王斗。
而且马国玺与吴植,一人倾向杨嗣昌,一人倾向薛国观,留二人在东路,也有相互制衡之意。
任何地方都不能一家独大,这是崇祯皇帝的想法。
……
“皇上圣明!”
在杨嗣昌与薛国观的歌颂声中,东路这场变故,就此落下帷幕。
对崇祯皇帝而言,东路之事,只是“小事”,他有更重要的事要谈。
不错,比起东路这件“小事”,方才崇祯皇帝与杨、薛二人谈的才是要紧的“大事”。
这便是张献忠与罗汝才等人重新叛乱之事,五月初九日,张献忠、罗汝才又反,他们才招安多久?刚刚一年,又迫不及待造反了。也因为有张献忠等人在前,崇祯皇帝对王斗更不敢严厉,王斗的威力,可不是张献忠之辈可以比的。
其实张献忠再次造反早有迹象,崇祯十一年四月,张献忠受抚于谷城,其在谷城表面上跪拜有礼节,实际上训卒治甲杖,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骄不奉法。
他在谷城征粮、征税、扩兵,向熊文灿要挟无度,谷城知县阮之钿言张献忠必反,几次密告。熊文灿恶闻其语,不加理会,果然张献忠又反,阮之钿被杀。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合,声势大振。
崇祯帝闻报后极为愤怒,下令将熊文灿削官,戴罪视事。就在十几天前,授剿总兵官左良玉被张献忠打得大败,士卒死伤上万人。军资丢弃无数,所有的军符印信也全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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