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远城里第八师指挥部里，师长王重珍心神不定的在开会用的八仙桌边走来走去。晃得端坐着的副师长和参谋长直眨眼。

也不怪王师长心烦：教导旅那个目无尊长的王八蛋旅长蔡德奎一点面子也不给，居然叫了半天还没到，听说他一听到有警报就带着手下三个团中的两个团分别去城西和城南的两个小山包挖战壕去了。

王重珍简直被这毫无军事常识且目中无人的愚蠢混帐行动气笑了：

且不说平远地处腹地，距沿海四百里山地，熟悉道路的都要走四五天。敌人即使在沿海登陆肯定也是先打汕头揭阳等较近且富庶的县城，怎么会费劲扒拉跑几百里山路累死累活地攻这穷县城。况且谁又知道在这穷山沟里还有我们这17000人。

正在汕头休整的范德星旅倒是真够倒霉的，先是“剿匪”剿掉了自己的两个营，这下如果沿海有事，他们又是首当其冲。奇怪怎么一直联系不上，几次无线电报发过去都如泥牛入海渺无音讯。

陈长官的空中侦察也不知有没结果，四个小时了还没消息。嗨！不好，若东南有事，我部距离最近，不免急调我部前往增援，到时免不了要有一场象上海十九路军那样的血战。

王重珍的脸上忽晴忽雨，投笔从戎的他当初自然也有一番报国驱虏的壮志，只是经过十来年历经军阀内耗却不曾有机会向外敌放过一枪，加之官场浸淫，不免已生患得患失之心。此刻暗忖自己难有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两位粤系前辈的勇气与魄力。不禁懊悔当初应该请命上“剿匪”前线，宁愿与狡猾的“**”周旋，也可免如今与强悍“日军”对垒之险。

副师长和参谋长的脸色与王重珍相若，三人各怀心事。副官知趣地招呼勤务兵将屋檐下唧唧喳喳的燕窝端掉，以免打扰长官们的思绪。

蔡德奎没有等来，教导旅旅参谋长崔芝宽却风风火火地旋风般大步走进正屋，王重珍急忙上前热情地招呼握手，一边向他身后张望着：

“哎呀，海亭兄（崔芝宽字海亭），可把我们好等，请坐，请坐，怎么？蔡旅长呢？。”

崔芝宽向八师长官举手敬礼，却没坐下，他累的直喘气，一面用手抹着满头的大汗，一面不顾体面地撩开衣襟扇着风。

浓重的汗味熏的处在下风口的参谋长不禁厌恶地捏起鼻子，轻咳两声提醒崔芝宽注意仪态。

崔芝宽却顾不上看参谋长的眼色。气吁稍平：

“王师长，紧急军情，刻不容缓，蔡旅长请诸位移玉步商议。”

笑容僵在脸上的王重珍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手——不至于让它将茶碗摔到崔芝宽汗津津的脸上。

——

蔡德奎的教导旅是陈济棠的精锐之一，属长官部直接调遣，当时**以师为基本单位，每师两旅，每旅两团，团设炮连、辎重连等等支援单位，满编约12000人。但当时民生凋敝，国力空虚，虽军费开支超过国库收入的60%依然无力支撑，加之各部队吃空饷之风盛行，以至一般部队每师实际仅有8000人左右。

陈济棠以广东财政据为己有，管理广东几年来虽无大成绩，但民生还算稳定，因此每师编制可维持在10000人左右。

而蔡德奎的教导旅下属3个团、1个炮营、一个辎重营，兵力足足7000人，陈济棠对这些精锐忠爱有加，当时从德国、捷克进口的先进装备大多优先装备，为平息其他部队的不满，美其名曰“实验装备”。

教导旅士兵青一色老汉阳厂出的“汉阳造”，每班有一支德国造“花机关枪”（即德国一战中表现出色的MP18*，因根据凡尔赛条约不许装备德军，所以处理给其他国家），排级装备两挺捷克式轻机枪（ZB26），营机枪排装备3挺德国原厂造的马克沁机枪、60迫炮3门，团炮连装备82迫炮9门，旅炮营装备37战防炮3门、9门山炮。

而第八师虽然每班也有一支 “花机关枪”，每连却只有两挺轻机枪，营机枪排没有迫炮，马克沁机枪也是国产的，老卡壳，团炮连装备一样，师炮营只有9门山炮没有战防炮。

光是教导旅士兵行军时齐暂暂的白袜配胶底圆口黑布鞋就让其他部队羡慕不已，要知道当时行军时穿布鞋简直就是奢侈，十九路军开拔上前线时穿的也大多是草鞋。

不过蔡旅长瞧不起八师不光因为自己装备补给高人一等，八师军纪废弛，官长贪生怕死，兵士那有斗志。他蔡某虽不才，却预以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为榜样，视勘内乱与御外虏为己任。

他派参谋长匆匆赶来不是应王师长之邀，而是收到惊人情报：他在上午先于王重珍收到潮汕方向发现紧急军情的报告。除了向广州方面发电之外，立即派人来找王重珍，王重珍却从昨晚就不知去向，副官搪塞不知所云。

情急之下，他马上增派精干的便衣斥候在周边察看警戒，并把警戒的范围由平时标准的20里调整订为战时标准的40里。为防万一，又在城东和城南两个山包上加固以前演习时修建的工事。

当王重珍正奉命准备调遣一个团南下搜索时，他的斥候已经离城十几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