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时的萨迦五祖八思巴主动投效忽必烈为其创蒙古新字，被忽必烈封国师、帝师，领总制院事，统理藏地方政教事务，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实质上这里算忽必烈半个后花园，忽必烈把赵显扔在这儿也是方便控制。

结果谁都没想到的是赵显靠着深厚的佛学修为折服了藏地的佛教徒，后来元英宗晚期开始大量启用汉人官员，为了以防万一直接一纸命令将佛学大师赵显赐死于河西。

后来宣德帝时期藏地有萨迦佛学者编撰了《汉藏史集》，或许是出于对赵显的同情，或是为了宣扬宗教法力，这本书里如此记载了赵显死时宏愿：

“我未曾反叛而被杀，愿我下一世夺此蒙古皇位”，由此愿力，他转生为汉人大明皇帝，果然夺得皇位。

毕竟朱元璋一开始的职业也是和尚嘛，很河里！

不过这个说法比起来元末明初时野史的编排，只能说小巫见大巫。

从一开始的元明宗找赵显求子，到后来元明宗看上了赵显的老婆生了个遗腹子，说法千奇百怪，但有个共性就是说元顺帝是赵显的亲儿子。

而且元顺帝这个谥号还是老朱表扬他挺顺道的给亲自给上的，被民间一脑补：

老爹转世后给儿子弄个尊号，有情有义，父子情深！

只能说野史不一定保真，但果然一定够野。

而写就了荒唐一笔之后，再回头看，我们要如何评价宋朝？

作为唯一一个被认正统的割据政权，作为一个被部分学者们认为其文化造极于华夏的朝代，宋自是有可取之处的。

儒释道三家合流，以理学为主道学为辅的主体文化架构，其影响绵延至今不绝。

经济、科技和海贸同时大兴，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教育系统飞速完善甚至探索到了科举的局限性，封建巨型城市的数量也稳定增长，而垂怜于弱势群体的居养院也开始出现，开的这些先河以及成就，对后来者来说都有挺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

当然还有封建时代读书人所最为津津乐道的“与士大夫共天下”，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也确实保证了古典勋贵阶层的彻底垮台，辽金蒙古汉化后的水土不服，本质上也是其古典勋贵与这种新宋的读书平权文化内核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摩擦。

但当然，在进取的同时，宋开的坏头也一点都不比其建树少，三易回河贻害千年，严刑峻法；士绅集团登台唱戏，其害愈酷；轻佻之君臣御天真之臣，展示统治阶级无耻无能的下限，如此诸类，等等等等。

这是一个矛盾无比尖锐的时代，也是每一个两宋遗人都在怀念的时代。

请文天祥赴死的王炎午终生未仕元朝，晚年时写了一首《沁园春》怀念属于士绅新贵们的宋朝。

这种风格完全迥异于慷慨激烈大汉雄风和巍峨雄立的盛唐气象，充满了婉转迂回的浅斟低唱。

如今的史学家们比较客气给了个“两宋风流”的评价，就如咱们近两期的主题一般，但实际上文盲个人认为，若是纵贯整个两宋，还是“小宋风流”更为恰当。

两宋真正风流处，在狄青只身入阵，在王安石慨然变法，在苏轼释然泛舟，在岳飞直捣黄龙，在辛弃疾挑灯看剑，在曹友闻殉死，在孟珙布阵，在文天祥一口浩然气。

而绝不在王炎午所怀念的轻衣罗扇卖花声、街头王孙七宝车，更不在桃花燕子过江左、盏酒醉后一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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