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说的也并非是错,须知朝廷之中每一道政令,都是经过缜密思虑的。
就比如这河工,所谓治标和治本,其实都是取舍问题,与好坏无关。
就比如要堵,自然要时刻面对河堤决口的风险,可是损失却是间断性的,一个河堤,大致也就三四年决口一次,损失还能承受。可是要疏,就要有蓄水的地方,那么就可能要迁徙数县的人口到别处去,将数县的土地变成汪洋了。
方提到堵疏两个办法的时候,其实所有人的心里都在权衡,堵虽不是好的办法,可毕竟损失不大;而疏非但要糜费万金,而且还要大量地征调徭役,要迁徙人口,这阵仗就大了,说不准是要激发民变的。
所以朝廷的决策,每一次都是左右权衡利弊之后小心谨慎执行,因为任何决策有好就会有坏,而任何一个决策都会让人欢喜的同时也有人愁。比如汉武帝北伐匈奴,对于边镇的百姓来说,朝廷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匈奴之患,当然是高兴都来不及。可是对关内的百姓来说,为了解决一个匈奴,大量地糜费朝廷的钱粮,大量地征调徭役,透支国力去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对他们的利益就有损了。
金戈铁马,一劳永逸,固然让人向往,可是穷兵黩武,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汉武帝之所以能名垂青史,并不是他有出击匈奴的决心,而在于他出战的决定绝不是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而是经过缜密思索,反复的推演,在确认国库足以支持,汉军胜算极大的情况之下,痛下决心,如此,奠定了这千秋伟业。
同样是出战,隋炀帝就不同,隋炀帝征高丽,靠的却是一时意气,只因高丽不肯朝见,便勃然大怒,三征高丽,不考虑国库能否承受,也不考虑高丽的军力和地理,贸然出击,铩羽而归,因此又二征、三征,凭的全是一时意气,虽然后总算胜了,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国库空虚,后也成了大隋灭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说白了,打仗是好事,也是坏事,发动战争会有人支持,也会有人反对,因为世事本就没有绝对,任何一个决策,都会有人得益,有人受损,重要的是,朝廷的决策需要考量,需要反复的思索,要推演,甚至要小心翼翼的尝试,能推广。
而赵恒一拍脑袋,便作出梳理河道的决策,这在群臣们看来,就实在有点儿像那句传说中的何不食肉糜了,都是白痴的一种昏话。
许多人暗暗摇头,不过文武们对赵恒早已失望透顶,倒也没人心寒,反而有不少人看笑话。
赵桓见他的话无人回答,心里又怒又觉得尴尬,只好道:“此事朕再思量思量,不过现在还是赈济要紧,还有事要奏吗?”
文武百官们多默契着不说话,许多人的目光都向沈傲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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