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补充一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但说一套做一套———靠xiǎo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委员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xìng问题,你怎么看?
萧宸:这个提法很好,可惜这次我不是人大委员了,要不然我也很可能要提。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我经历了很多次,无比痛恨。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比如我,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这总是有限的,你每次突然袭击,搞得下面也是人心惶惶,他一慌神,那工作更不利了,倒霉的还是普通群众。
新京报:你刚才说,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萧宸:我在文风上意见一直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就这点实在的东西还是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书记时,或者说现在在国家发改委,是自己写讲话稿吗?
萧宸:我说实话,不管在以前当区委书记、市长还是市委书记,或者是现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般开党组会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在发改委以后,开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中部崛起工作会议等全国xìng质的会议,那不是自己写,因为这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要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而且有时候只写提纲,不写详细内容,那些内容天天再脑子里转,写上不写上其实没区别了。
新京报:那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萧宸: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xiǎo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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