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政治变革之难还表现在，政治过程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华夏人无论是高踞庙堂的达官显贵还是行走在丛林草莽中的绿林好汉，当他们关于社会、关于制度、关于道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加以改变，其原因是像华夏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型社会，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当华夏民族这样一个超大族群对政治、对制度的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fǔ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定型，谁要试图加以改变是及其困难的。

考察华夏历史很容易发现，无论谁当国家的统治者，其制订制度和政策时，总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潜在后继者在继承大统后，改变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这也就是华夏的宪法序言越写越长和无论哪个最高领导人都喜欢说自己所钟情的制度趋向100年、50年不能变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历史意识的政治家，他在台上时总是会担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将来掌权后，改变自己一手制定的治国方略。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也会在制度的设计上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所以，口头上说说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来其实非常难。华夏政治的这一特xìng，使得华夏的国家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尤为困难。常人所谓的制度比人强，形势比人强，要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华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极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无一不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华夏的政治竞争，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赢就意味着我彻底完蛋，其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政治游戏的任何一个玩家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华夏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者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华夏政治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迄今依然是华夏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非常不幸的是，在华夏历史上，所谓“凡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的历史魔咒，却是历史的真实。要当华夏制度的变革者，非郑南巡、蒋经国这样的敢作敢为者，是不敢轻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萧宸有时候会思索，从郑老在92年再次拨正华夏社会走向的历史事实来看：若天假以年，郑老能头脑清醒的再活20年，他是不是会把政治改革予以重新启动并完成，而不会是以那种被扭曲的形象走进历史。对岸的蒋经国仅仅以两年的赎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后受到蓝绿各党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证。然而不幸的是，华夏的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今后，也不知是谁来完成数千年来华夏政治制度上未竟的伟大事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7页/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