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答案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而没有劣等的民族。
华夏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索取生活资料。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败的“零和博弈”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或发展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多样,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或发展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赤膊上阵,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jī烈,这乃是从古至今华夏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海官术出神入化,社会周期动dàng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当今的国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举国上下各级政fǔ无一例外全都在那里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制度xìng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一度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在国家的暴力机器面前化为乌有,华夏历代的开国功臣的悲剧正是根源于此。
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上,像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良将或谋臣,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利。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华夏历史,与传统的华夏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sī有财产权,在华夏已往的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其实,就当代政治学的定义而言,华夏的皇帝们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
即使在当今华夏,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máo将焉附”,说的就是华夏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蒂,导致华夏的知识分子永远扮演这一悲剧xìng角sè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出上级和国家垄断了利益供给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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