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华夏的官僚政治传统中,有一个遗产是代代相传的,这就是各级官员的层层任命制。在华夏大陆,迄今除了村官是由村民真正选举出来之外(这还不包括在村里真正说了算的党支部书记),各级官员都不是经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在当今华夏,凡村官以上的官员选举,其中包括所谓差额选举,其实无不是由上级做出安排的,选举人只是按照上级的意图举举手、画画圈、做做样子罢了。偶尔某个县以上机构的选举中闹出一个非候选人当选的现象,在当地乃至在华夏都会是天大的新闻,这作为一种官场非常态的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制度xìng的意义。
事实上,由于官员的任命机制均是由上级cào控,自文革后,在理想幻灭,信仰沦丧后的近几十年来,华夏官场中的官员,凡为了奔一个好前程者,其跻身官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显然不是把为崇高的事业服务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把为自己的长官或上级服务作为核心任务。任何一个在华夏官场呆过一段时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华夏官场中能够呼风唤雨的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当然,既能做事,又会做人的成功官员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但这绝对不是哪些最成功官员行列中的主流。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的官员,是升迁无望的。这是因为,官员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能做出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关系密切程度。能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凡能在领导生活圈里如鱼得水者,无不得到提拔重用,而只限于在领导工作圈里折腾的,其升迁的机会寥寥。
程子高作为典型的潇南本地干部,当初依附刘省长是很正常的,而从刘省长对他的态度来看,他的做人和做官能力显然是不错的。
既然搞掂上级的,就能飞黄腾达,就能戴稳乌纱,而与上级关系疏远的则鲜有升迁的机会。于是,“报喜不报忧”,与上级jiāo往则谄媚,对待下级则轻慢,就成了华夏官场中各级官员相处、相jiāo时的常态。
正是这种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制度特xìng,导致下级只对上级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而不是对自己所治理的民众负责,这就必然导致违背常理的反达尔文规则的逆向jīng英淘汰。
优胜劣汰的制度,原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秀者,淘汰平庸者。而“逆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却给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虽然华夏现在也开始了公开考选某些低级别机构官员的尝试,但这种选考就目前来看,尚不是官员晋升的主要通路,其对官员的吸引力并不是像某些选考的组织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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