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中间,周主任走了,吴科长又走了。同事们大声交谈起来。他们在交换战事的消息。每个人都带着忧虑的表情讲话,并不热心工作。只有他仍旧把头埋在校样上面。“当天要的,”一个粗鲁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最后他忍不住在心里答复了:“不要逼我,至多我把命赔给你就是了。”
到了十二点钟,开饭的铃声响了。他好象遇到救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胃口仍然不好。他勉强吃了一碗饭。他觉得同事们都带了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在看他,并且故意发一些关于战事的“危言”吓他。“老汪,你不久要加薪了。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够埋头工作,年底真该得奖金啊,”一个同事这样讥笑他。他不回答,却又躲到楼上办公桌前面去。他不抽烟,又没有精神看书。他无聊地坐在位子上,对着玻璃窗打起瞌睡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汪先生”,他吃惊地睁开眼睛,挺起身子。那个工友又立在他面前,望着他说:“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字条,请你立刻去。”
字条放在桌上,是树生的笔迹。上面写着:
宣:
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一晤。
树生即日
他吃了一惊。“有什么事情呢?”他想道,连忙站起来,匆匆走下楼去。
“汪兄,到哪里去?”钟老问道。
他含糊地答应一声,就走到人行道上去了。
他走进国际咖啡厅。顾客很少,桌子大半空着。树生坐在靠里一张圆桌旁。眼睛正朝着门口,她的擦了粉的脸上带着怒容。看见了他,她忽然站起来,但是马上又坐下了,她望着他,等候他走过来。
“我接到字条马上就来了,”他陪笑地说,在她对面坐下。“什么事?”
“我要跟你离婚!”她睁圆眼睛,噘起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是她的表情他却看得十分清楚。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他不敢再问她。他默默地埋下头去。
“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了决心了。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这一个星期我全忍着,快闷死我了!”
他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他觉得事情并不十分严重,还是那个老问题。他可以向她解释,他甚至可以代母亲向她陪罪。她的怒气会慢慢地平静下来的。
“什么事呀?你得先跟我讲明白,”他鼓起勇气陪笑道。“我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脑筋旧,思想不清楚,有点噜嗦,不过人倒是顶好的。”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去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放你走,多说了几句话,她就吵起来了!”她红着脸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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