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按照华夏几千年以来惯有的传统制度，齐国实行“国有大业，皆取决于群议”的原则，即事关帝国重大利益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作为帝国皇帝并不先有成见，由军政两方重臣集议讨论，最后形成全体或大多数赞成的集议结果，再由皇帝拍板决定。

除此之外，帝国还有太祖皇帝颁布的大诰宪章，帝国多年以来陆续制定和推出的诸多成文法令，还有数千年华夏传统礼制（即习惯法），这些皆可作为纲纪政事，维持国本，凡是贤明的君主（守规矩）必得遵守。不能以喜怒爱憎，个人的感情来破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利用皇帝的特赦权或者特权来补救挽回。

齐国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敬天法祖的信条，但在传统礼教的熏陶下，自家的祖宗，还是有几分威慑力的。臣子们一旦抬出太祖太宗来教训皇帝，才能措议，说得动听，教得合礼。

不论是敬畏祖宗，还是延承孝道，皇帝的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为自家祖宗所束缚，不能轻易违逆祖宗成宪的事。

毕竟，几千年来只有一个王安石，才敢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张狂言论。

而齐国，自太祖皇帝以降，几任皇帝都比较守规矩、讲道理，更是敬祖循法，算是君臣相谐，彼此尊重的王朝典范，基本上维持了帝国政局的长期稳定。

不过，随着齐国工商业的大发展，国内政治也逐步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以自由贸易理论和自由竞争主义（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优胜劣汰为指导原则）为指导的自由派，以及以传统民本思想和皇权主义为主导的传统保守派。

前者在国家自由贸易政策下，不断开疆扩土，积极抢夺海外殖民领地，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从而经济实力日益坐大，要求国家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无限制地开放，减少政府干预，任由各个经济主体自由发展。

而后者，则强调政府需掌握最多的资源，信奉政府威权，要求对中小资本和平民阶层等弱势群体予以一定程度上的保护，禁止商人群体和经济势力侵入政权，杜绝“野蛮势力”对国家政策的干预。

这么看来，极盛皇权的存在，绝对是所谓自由派最大威胁，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深厚阴影，更是他们发展壮大最大的阻碍。

近年来，社会舆论中不断出现对皇家商社和帝国政府所控制的大型垄断工贸企业的抨击和批评，认为皇室和政府此举，不啻为与民争利，尽揽天下之财，继而阻断了民生经济，桎梏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好在皇室和内阁政府的头脑仍旧非常清醒，深知所谓争利之“民”非为中下阶层之民，揽天下之“财”非为小民之财。

若是皇室和政府退出了那些主导产业或者获利丰厚的产业，试问，普通小民有能力、有资格下场与之争利吗？

太祖、太宗皇帝在位期间，皇权威盛，初步起势的工商阶层尚不敢与之相抗，如今永隆帝年资稍浅，这些新崛起的阶层势力不免生出一丝臆想。

此一时，或可趁机张势，亦可于皇权以束缚。

郢州贪腐案的判决，未尝不是一种试探，想看看年轻的皇帝陛下如何应之。

“唉，诸君以为年轻的皇帝是能轻易撩拨的吗？”韩清山看着在场争吵不停的大臣们，心中微微一叹，“恐怕，所有人都是小瞧了那位太仪宫中的少年天子。”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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