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久之后,在未有片语只字的警告下,王室特许状被撤销了,除了伏尔泰自己保有的一册《查理十二传记》外,其他所出版的书籍均遭到没收。
因为,法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法国政府必须对查理的“受害者”、仍然在位的波兰国王奥古斯都做出友善的行为。
但伏尔泰却不顾禁令,扮装移居到鲁昂,秘密地指挥着印刷他的历史传记。
此举,令法国政府大为恼怒,准备又将他投入巴士底狱。
在众多贵族好友的劝说下,伏尔泰决定再次流亡国外。
而这次的避难目的地,他选择了远在万里之外的齐国——那个神秘而强大的东方霸主。
随着16、17世纪耶稣会士不断将神州华夏典籍传入欧洲,以及近五十多年来,齐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这个时期,部分欧洲学者掀起了崇拜东方的思潮。
“当发现欧洲涌现出的各种思潮多系溯源于东方的事实,无不震惊莫名。……耶稣会教友,群将东方经籍译成西文,东方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方得输入欧洲。欧陆诸国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志学说,才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固曾自东方获之。”
伏尔泰怀着几分期待,几分向往,在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登上了一艘齐国的机帆船,踏上前往汉洲的行程。
不同于以往,伏尔泰此次的行程路线并没有延循传统的东方航线,径直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南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伏尔泰乘坐的机帆船在离开马赛后,横穿大半个地中海,驶抵埃及平远港(今埃及塞得港),随后乘坐火车,延苏伊士铁路,抵达苏伊士港。
火车,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让伏尔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铁路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交通方式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它是齐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最为突出的外在表现。
这是钢铁的力量,也是工业文明的力量,在古老而没落的埃及的土地上,竟然高速行驶着一列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让伏尔泰感觉非常奇幻。
齐国人创造的“神迹”!
在随后的行程中,伏尔泰见识了许多类似的“神迹”:钢铁建造的巨轮、规模巨大的填海工程、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可以千里传音的电报、以及遍地的工厂、冒着滚滚浓烟的烟囱、雄伟的跨河铁桥……
来到汉洲后,他更是见证了一个最为文明、最为开放,也是最为自由的国家。
这里没有愚昧的宗教迷信,没有腐朽的**压迫,更没有无休止的学术检查和言论限制。
你能想象吗?
齐国竟然要求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而且还是强制性的。那些年满5-6岁的孩童将会在政府资助的学校里学习八年时间,掌握基本的书写、计算、地理、科学、历史等诸多知识。
而他们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更是庞杂繁复,包罗万象,而且许多专业知识还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最前沿的。
齐国虽然有皇帝,但并没有君主专断现象的出现。
他们尽管没有自然神论,但却对不同宗教抱以宽容态度,不偏激、不执着,似乎对宗教信仰表现出一种平和的态度。
这个国家没有倡导所谓自然权利说,但他们信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平等原则,任何人在法律面前,皆一视同仁。
齐国虽然不是英格兰那种立宪君主制,皇帝依旧拥有极大的**权力,但他们的政府架构中竟然完美实现了某种“权力制衡”,足以保证这个国家始终可以处于“开明君主”的统治下。
这一切,似乎都是伏尔泰为之追求和期待的理想之国。
自诩为欧洲文明典范的法国,若是跟齐国相比,简直就是腐朽、没落、迷信和**的“糟糕国家”。
在法国,知识的成长和传播,无时无刻地会遭到惰性、迷信、宗教迫害、检查制度以及教会组织对于教育的控制和阻碍。
法国社会中仍有成千上万的迷信残留者,巴黎挤满了各种幻术家,以及贩卖各种权术与青春不老术的江湖骗子。
出身名门的贵妇听到不吉利的占星术,会吓得战栗起来,或者相信如果一个贫妇点燃一根蜡烛,让它漂浮在一个杯子里,用来纵火焚烧塞纳河上的一座桥,将可使一个被淹死的婴儿重新复活。
孔蒂公爵夫人曾允诺勒鲁神父,若是能为她找到点金术,她将付出一辆豪华马车以为代价。
赛特伯爵说服路易十五,使他相信法国不景气的财政,可以借助一秘术大量地制造钻石与黄金而得以改善。
在欧洲,对言论与出版的检查制度最为温和宽松的国家是荷兰和英格兰,但对于议论国王的话题,仍将会遭到严厉的制止。
但在齐国,一些报纸和书刊,竟然可以指摘皇帝的过失,批评内阁政府的错误,严厉斥责贪污和渎职的地方官员。
虽然,对皇帝和内阁的报道,仍会受到相应的新闻审查,更是会被要求修改亵渎和贬低皇帝及政府的措辞语言,但这却是开了历史先河,将君主和政府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可以说,若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尚处于蒙昧而混沌的时代,那么齐国就是一个极度文明和开放的新世界。
或许,欧洲的启蒙,当始自东方。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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