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下西洋

1421年三月三日(明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出发。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1422年九月二日(明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回国。

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1431年一月(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士、民稍、买办、书手、通共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监七员、少监十员、监丞五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教谕一员、阴阳官一员、舍人二名、余丁一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还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南极洲，等地。福建长乐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此驻扎于此，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癨。

1433年(宣德八年癸丑)62岁郑和于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七月船队回国，宣宗赐葬南京牛首山南麓。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和平外交

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剿灭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国家安全

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