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兴起,是伴随着新兴的地主阶级而产生的,这些地主阶级高喊着要“仁政”,要“自由”,要“平等”,但是和历史上大多数的阶级一样,他们讲的要的,其实是自己的“仁政”、“自由”和“平等”。
为了打倒春秋战国时期留下来的旧贵族,新兴的地主阶级当然需要一个理论基础,表示自己实行的是比那些旧贵族要更好的“仁政,是属于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就像是广告归广告,疗效归疗效,而儒家的广告,便是“仁义忠信”。喊的多了,就像脑残金一样,老百姓还真以为能够包治百病了。
之前斐潜一直以为,儒家就是儒教,但是随着理解的深入,现在他认为,在汉代,儒家正在变成儒教,而激发出儒家这样最终转变的,不是旁人,正是汉代本身,正是汉代皇帝自己。
尤其是党锢之祸。
一场绵延了十几年的党锢,使得天下经学之士饱受摧残,也使得他们明白了,口舌之利并不是那么好用,更重要的还是刀枪,所以党锢之后,他们拼命的想要抢夺刀枪,甚至不惜贬低武人来确保自己的掌控权。
不得不说,在总结教训这个方面上,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
孔子时代,为什么四处奔波,饥一顿饱一顿?是因为孔子尊周,想要挽回礼崩乐坏的局面,各地诸侯哪里肯听,所以孔子也就老是不受待见。
到了孟子的时候,学聪明了些,不谈周礼了,而是谈些富国强兵之道,自然有些肉吃了,但是孟子还说民重君轻,所以肉也吃不安稳。
所以荀子就更进一步,说人性本恶,孟子那一套不行,要用法规来约束人性的恶,那么谁来约束谁来执行呢?当然是人自己能做到最好,可是要是做不到呢?秦始皇欣然而笑,说荀子这个同志说得很有道理,你的弟子也是个好同志,来来,你们的书拿来我看看……
所以在最早得时候,儒家法家其实都一样,都仅仅是统治者所采用得治国理政理念而已,身份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分,没有上下之别。
就像是汉武帝,想要搽屁股的时候,觉得董仲舒的这个搽得舒服,就拿出来,用完了就丢了。但是儒家不满足自己仅仅是一件工具,他们忍着脸上的污垢,就像是莲花一样,从淤泥之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来,从工具变成了拿着工具的……
在汉代之前,儒家是掌握知识的阶层,是和道家法家一样的思想者,提供治理策略,跟政治有联系,但是不密切,而汉代之后,儒家就渐渐演变成为了儒教,不仅全面投向了当权者,甚至自己成了政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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