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惟演笑道：“问题是你我相信是没有用的，如今朝政刚刚稳定下来，太后的权威只是刚刚得到建立，众臣对太后的忠诚也还刚刚开始。太后的新政如果婴儿一般脆弱，她不会为一个寇准而冒着让朝政不稳的危险，你我执掌中枢，更不可以想不到这点来。”他将身子前倾，靠近王曾语重心长地道：“况且寇公的性情，谁敢说拿得定。想当年请寇公回京的是丁谓，以丁谓之能，自以为拿得定寇公，结果到后来流放寇公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也是丁谓，难道这种事还得再来第二回吗？如今朝政未稳，如果寇公回京，有什么不合时宜的言语，又被奸人利用，岂不糟糕？像丁谓对太后亦曾立下大功，为了稳定局势杀鸡儆猴，太后也得把他流放到崖州以敬效尢。寇公已经到了雷州了，下次再出点什么事，崖州之外可更无州了。王相，您这样一心要寇公回京，是为着爱惜寇公呢，还是为着要往刀底下送寇公呢？”

王曾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已是冷汗潸然而下，忽然站起来向着钱惟演行了一礼：“多谢钱大人指教，王曾真是糊涂了。”

钱惟演忙扶住了他道：“不敢当！王相，你我同殿为臣，原该是要相互提醒而已。”他扶着王曾坐下道：“寇公是要召回来的，待得过几年，朝中大局已经稳定下来，到时候，再召回寇准，正是时机成熟。就算寇准到时候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举动，也影响不了大局啊！”

王曾点了点头：“王曾知矣！”

王曾自此把内情放在心底，小心处理政事。不久，刘太后再升张知白为枢密副使，朝中形成以王曾、吕夷简、鲁宗道、张知白这四人为首的局势。

吕夷简是故相吕蒙正的侄子，本朝以来三次入相的，只有赵普和吕蒙正，吕蒙正临死前，向真宗推荐侄子吕夷简道：“诸子无用，唯侄夷简能大用。”吕夷简知滨州时，上表求罢农具之税，朝廷颁行全国之后，天下耕农无不欢欣，实是一项德政。他出任开封府时，又再度上表，为建造宫观的匠人请求免役，请求将停止冬运木材而改为春天运送，以减少伤亡。真宗甚为赞许，夸他有为国爱民之心，将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之上，准备重用。

鲁宗道则以忠直而闻名，一次真宗有急事召他入宫，谁知道鲁宗道与友人到酒馆饮酒去了，使者在他家等了很久，鲁宗道才喝完酒回来。那使者也是素来敬他，因此悄悄地对他说：“大人来迟，让官家了很久，你得找个理由说明，免得官家责怪。”鲁宗道却说：“我自当以实言相告。”使者大吃一惊：“为臣者饮酒而让官家坐等，这种实话说出来可是要被治罪的。”鲁宗道坦然说：“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那使者进宫，真宗果然问他为何去了这么久，那使臣便把鲁宗道的话全部禀告真宗。真宗大笑，叫进鲁宗道问他何以跑到街市上饮酒而不在家里招待，鲁宗道说：“我老家来了乡亲，因为家中酒具不齐全，因此到酒肆里喝着还痛快些！”真宗喜他憨直，在壁上写下“鲁直”二字，以作提醒。后来对刘太后道：“为君王者，不怕臣子脾气坏，就怕臣子们藏奸，鲁宗道性情梗直，倒可大用。”

张知白的资历比王曾还老，历任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兵部侍郎、龙图阁待制、礼仪院判、参知政事等职，熟悉六部事务，为人无私。他曾因反对王钦若而愤然辞职，丁谓后与王钦若不和，王钦若降司南京时，也故意让张知白出任南京留守，位居王钦若之上，用来折辱王钦若。谁知道张知白到了南京，却对王钦若并不报复，反而甚为客气，却又得罪了丁谓而遭贬。此番刘太后流放丁谓，又重新起用了他。

这四人中，王曾身为宰相，善能在刘太后与群臣之间调和、张知白精通政务、吕夷简灵活精明、鲁宗道尽忠耿直，恰为互补，天圣年间的朝政，就此稳定下来。

真宗晚期，因为崇信神仙祥瑞之术，宠信被王曾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等五人。真宗死后，刘太后对于这种神仙之说本不甚信，如今又觉得神仙之说并不能为真宗延寿，因此在下葬真宗时，就把当日供奉的天书等祥瑞之物与真宗一起陪葬，此五人也就此失宠，无可为祸。

宋真宗乾兴元年走到了尽头，新年到了，正式改元为新帝的年号——天圣元年。天圣者，二人为圣，标志着太后垂帘的新政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