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六年五月，孙可望在一件奏疏中说：“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

永历六年，李定国攻破桂林，擒叛变的庆国公陈邦傅父子，孙可望杀之。因御史李如月弹劾其未尽永历帝而擅杀，为孙可望剥皮揎草。

在湖南宝庆府紫阳河有一株很大的树，永历七年时，孙可望观赏后封之为“树王”，树干上刻“岁癸巳秦国主”，而非永历年号。

永历八年八月，孙可望在云南昆明举行乡试，“父老相传此题名录刻秦甲午科字样”，而非永历八年甲午科字样。

永历八年五、六月间，孙可望曾经专程返回云南昆明，打算正式登基称帝。据说是由于选定的吉日良辰大雨如注，无法举行即位大典，实际上很可能是遇到内部阻力，诸如手握重兵的刘文秀的极力反对，以及摄于在外的李定国的势力，才未能如愿以偿。

孙可望跋扈自雄，视永历朝廷于无物，其麾下部将、文臣亦是巧加迎合：

所谓安龙行在，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居民不过百家。永历帝居住的千户所衙门虽称行宫，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而王应龙在昆明为孙可望“营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殿悬五龙，设螭陛，选有声音者为鸿胪寺赞礼。显然有僭称天子之形”

朝廷、天子居于行在，孙可望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每年给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永历君臣、随从支用。“帝以不足用为言，不答”。范应旭、张应科“造册，开皇帝一员、皇后一口，月支银米若干”。他们还奉命对永历朝廷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飞报可望。永历皇帝实际上处于软禁之中。

话说，固原侯王尚礼在云南鸡足山金顶寺铸造大铜香炉一座，炉上镌刻的铭文虽然用了永历八年的明朝正朔，却一字不提永历帝，一味地吹捧孙可望：“固原侯弟子王尚礼，率男广禄，原籍陕西西凉府固原卫群门所张城堡人氏。自丁亥岁躬随国主临滇，发心钦崇三宝，修严各山寺院。仰赖佛光普照，上祈国主圣寿无疆，皇图巩固。”

永历九年，明恢讨左将军白某给孙可望的四件启本被清军缴获，本中白某自称臣，用了“启国主御前”、“封进御览，以慰圣怀”之类的措辞。

早在朱由榔被迎至安龙的时候，孙可望曾经一度准备去安龙陛见。任僎却说：“国主欲进安龙，二龙岂便相见？”于是，孙可望连这个起码的礼节也没有举行。

兵部尚书任僎借天命倡言“明运已终，事不可为矣”，主张由永历帝禅位给孙可望

孙可望势大，锦衣卫指挥使文安侯马吉翔与提督勇士营太监庞天寿依附，同孙可望派驻安龙的提塘官张应科等结拜兄弟，并声言：“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违。我辈意欲劝粤主禅位秦王，烦两公为我先达此意。”

随后，马吉翔派人叫永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画一张“尧舜禅受图”准备送给孙可望。古其品忠于永历帝，拒绝作画。马吉翔怀恨在心，私自报告孙可望。孙可望竟命人把古其品锁解贵阳，毙之杖下。

编修方于宣为可望“定天子卤簿，定朝仪。言帝星明于井度，上书劝进”。据说，孙可望在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立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

这一桩桩，一件件，有的是郭之奇和连城璧说给他听的，有的则是陈凯依稀记得的，甚至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是他们所根本不知道或是不记得的。孙可望不臣之心，犹如是司马昭之于魏国一般，可谓是昭然若揭，全无半点儿避讳。

“孙可望跋扈，是故，夔东的文督师提议，由内阁首辅吴大学士牵头，计划引西宁王殿下入卫。最起码的，也是要让孙可望收敛了他的野心，这样才好并力一向，恢复汉家天下。奈何事有不密，竟被孙贼侦知，结果诸君为保全皇上，将所谓罪责自揽在身，实乃忠臣义士身护人主之慷慨壮举也！”

言之此时，郭之奇与连城璧已经是目中含泪。陈凯默默的看着他们，思考从未停滞片刻，直到二人把要说的都倒了个精光，与李定国一般将视线投诸在他的身上，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回应之际，陈凯才做出了反应。

“此事，下官自当禀报于国姓知晓。只是，下官多句嘴，敢问殿下以为该当如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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