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很深了,天空又下起了雨。
朝鲜国君李熙忙碌了一天,到了晚上仍然还在康宁殿中批阅着朝廷大臣的奏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并不算是位勤君,但现在国局日危,却由不得他不去勤于政务。
做为小国的朝鲜,现在完全夹于诸国之间,一面是西洋的现实威胁,一面是欲摆脱清廷的自立之心,而另一面却又有清廷为维持自身利益和宗藩关系,维持“****上国”尊严,对朝鲜的“全面干涉”,诸多事物的牵绊,只使得每日李熙皆是心神皆疲,却又不得不全力应对。
最近几月,那袁世凯相比过往更加专横,可谓是跋扈至极,早些年对朝鲜借洋债加以百般限制,三个月前,更是声明“朝鲜贫而浪费,偿款维艰,各国绅商不宜与该国订立合同,付以巨款,将来如有借债不偿之事,中国不为担保,若各国因欠款而抵裾朝鲜海关,中国亦决不允许”,如此之言,可谓完全不顾朝鲜体面。
而且更有甚者,在袁世凯明确将调离朝鲜之后,其更是再提朴定阳一事,对于清廷来说“朴定阳出使”一事堪称心头之刺。至于试图夺回关税更是为其所拒。
这危于累卵时局,每每总让身为国君的李熙心力交瘁。不过倒也没并非没有成果,通过过去数年的不断试探,李熙与朝中诸员也找到了清廷的命门,其一怕洋人交涉,所以每逢事端其总会引入美国人抗议,而这恰恰是当年李鸿章授意“以夷制夷”之策,不过当时旨在“引美制日”,而非反制清廷,其二是清廷无意在朝鲜徒生事端,袁世凯的专横跋扈更多的是虚张声势,只要朝鲜硬上一硬,其自然无计可施。
只有那些事大党,才会将“小国不可凌大国”为由,反对于清廷强硬,可他们完全忘记了那满清却是“夷狄”,绝非中华!朝鲜之事大所事者唯中华尔,而非满清“夷狄”。
心里这般抱怨着,他坐在软垫上,侧身靠着案几的一角捧起一本本奏折凑到烛灯仔细阅读。其实他不用看都知道,那么多的奏折无非是一个内容,朝中的事大党诸人最近却是欢心鼓舞——清廷委任素有“知洋”之名的唐浩然,来朝鲜协助主持实施渐进改革。而那唐浩然确实有拓殖兴产之能,听说他于天津驻守两月招揽商资百三十万两,以用于在朝鲜举办工厂、开发矿场。
过去于朝中事大党众与开化党众就开矿等事争持不断,事大党一力反对办厂开矿,可现在那位驻朝大臣却要办厂开矿,以增加朝鲜藩库收入,一番争论后,事大党在此事上,先是争持了一番,倒是欣然同意了,可曾经希望办厂开矿的开化党人,却竭力反对,更借机要求结束与宗藩关系。
现在朝廷的党派势力错综复杂,每一派都想借此机会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以年青士族为主为首的开化党想以此机会打压事大党,进而夺取他们在朝廷乃至整个朝鲜的权力地位,而事大党则立主不能于大国失信,力主于此板荡之时依托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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