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直到临死,也并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正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认定,救国已非李纲莫属。
当然,群众运动到此也很难控制激烈的行为,如杀内侍,殴击宰相李邦彦等。但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他虽然被迫复用李纲,也根本不可能有李纲在幕後操纵此次“伏阙”的证据,而“自後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颇忌之”。
当时给李纲空名官告三千馀道,李纲“只用三十一道”,只因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二人,而宋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正如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
宋钦宗曾被迫与金东路军统帅完颜斡离不订立城下之盟,事后他有翻悔,并听从李纲建议,“解太原之围”,拒绝割让自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以北的土地。
宋钦宗毁约之後,要的问题是救援被围的河东府太原。北宋晚期,其战时统兵体制的一大弊病,是沿袭传统,往往还是由不知兵的文臣,以及宦官童贯、谭稹、梁方平等主持军事。
如前所述,李纲公开斥责耿南仲离间皇帝父子,双方更多了一重嫌隙。当宋军初次救援太原失败後,耿南仲乘机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宋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不知军旅,将兵必败”,“为大臣所陷”,“不宜遣”。
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说自己“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却听信谗言,为之震怒。宰执中唯一志同道合的同知枢密院事许翰,为李纲写了“杜邮”两字,引用秦将白起被赐死的典故。李纲至此不得不就任出行。
太原之战是决定北宋皇朝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太原失守,使金西路军得以南下,与东路军会师,而宋军主力则在两次救援战中耗折殆尽,开封的陷落遂成定局。李纲并非在救援战中不尽己力,却在本来已是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又遇到朝廷的多方掣肘,终於在太原陷落後被劾下台,贬黜出京。
正如後来胡寅评论说,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却是宋钦宗本人。待开封再次被围,宋钦宗于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驿召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却为时已晚。
李纲接到此项诏命,大约是在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三月,当时金人正驱虏徽、钦二帝等北上。尽管有救援太原的失败,但到南宋初年,朝野一切有识之士还是认为,唯有李纲方能担当救国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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