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文等人也相继发表了意见。范景文的意见有着不错的操作性，在说到都察院的分支机构的时候，他建议每个县里有两人到三人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单独的办事机构。就在县衙里面有两间左右的房屋就足够了，州衙的设置一样，至于说省府两级，省里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单独办公，目前的模式也是这样，府里也可以单独设立，人数控制在十人之内，而且范景文还提出来了一个苏天成都暂时没有想到的建议，那就是都察院分支机构的官吏，每年都要实行定期轮换，在一个地方不超过一年时间，这也是杜绝官吏与当地过于熟悉之后，不能够秉公查处了。

徐尔一补充了一些意见，和范景文说到的差不多。

不过两人都没有说到刑部和大理寺分支机构的事宜，看来他们重点思考都察院的权责利事宜，难以考虑到其他的事情了。

杨嗣昌在最后还进行了补充的发言，就是有关修改大明律的事宜，他认为就算是要修改大明律，也需要召集诸多熟悉大明律的官吏，共同来商讨，这可不是小事情，而且必须由苏天成亲自负责，才有可能做好的。

接下来讨论的是赋税的事宜，增加官吏的俸禄，必须要有来源，否则一切都是白说，不能够兑现的承诺，是谁都不敢轻易许诺的，大明自建国以来，实施的都是还富于民的政策，应该说这个政策的确立是有道理的，是很合适的，这也是因为朱元璋出身农民，深切的知道农民的苦楚，本着关心农民的角度，确立了基本的国策。

可惜这些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之中，完全走样了，成为了朝廷官吏维护自身利益的借口，在朝廷真正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官吏依旧提出来藏富于民的要求，其实老百姓依旧很贫穷了，需要得到救济，真正有钱的人，是那些士绅富户或者是官商勾结的商贾，他们占去了极大的便宜，还在一口叫着困难，不愿意拿出来一个铜板。

太低的赋税，对于国家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这里面的道理，苏天成很是清楚。

赋税是国家强制征收的，是调节贫富的一种手段，也是维持国家建设必须要有的手段，赋税必须向商贸倾斜，依靠着从农民的身上收取赋税来养活官吏，那是不现实的事情，这个国家也是无法发展起来的，说到底，赋税必须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制定。

大明所确立的轻徭薄赋的做法，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其实皇帝本意并非是真正的想着能够减轻百姓的负担，只不过千百年来的礼制教育，让皇帝要为自己谋取到最大的功名，标榜皇帝是百姓的家长，一直都是关心百姓的。要说皇帝真正懂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理的，恐怕还没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