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头税在名义上取消以后,就破除了‘多生则多纳税’的这种观念,所以使得二十年来国家人口不断增长。
正德三十年,皇帝下旨搞第一次的人口普查,这个工作量很大,花了两年的功夫最后其实只完成了七八成,就这对于封建官僚体系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了,而当时的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大约为1.42亿。
可以看出比他登基之时已大幅增长。
好在东亚地区的这片广阔国土承载力强,加之国家繁荣富强,养得活。这种情况下,人多就不是负担,而是资源,是底气,是大国国力的基座。
现如今西域、蒙古、南洋到处都有大明的人,如此规模的人口接受一个中央政府统一调度,这当然就会四处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改革方向是以实物纳税税转向货币纳税。
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最初就不是在三五年内就要求全部完成的,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普通百姓没有渠道获得货币,强制征收只能令他们的负担加重。
但到了正德三十五年,除了个别与世隔绝的地理区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完成了这个纳税方式的转变。
它的意义在于简化税收的流程,现代人看起来没什么,那是因为比较对象不同……在这个税制之前,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集,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等等。
全部折钱纳税以后,所有的田赋名义统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税官巧立名目,并在复杂的税收流程中做手脚。
税收制度,永远是越简单,越高效。
实际上,历史上也是一直到张居正改革才做到这一步,在此之前历朝历代都没能做到,可见这并非容易之事。
第三个税法改革,就是商税。
商税领域同样存在税法复杂的问题,而且商税制度在明代并不受到重视,收税的办法也有限,所以从洪武到弘治从上到下都没有做过统一的思考与安排。
一般而言,按照收税方式与形式,商税基本上可以分为过税、住税以及盐、茶、铁等特别税收。
过税就是通过交钱的意思,比如在一些水路和陆路的必要节点摆摊收税,甚至还有一种税叫城门税,过此门就交钱。
住税就是有固定的经营地点,比如针对店铺、门摊等收税。
对于这两个税种,朱厚照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第一个过税是基本取消,尤其内航运河的钞关税基本被取消,以促进商品流通和贸易,城门税之类的更是坚决不允许。
内河钞关的税收损失由市舶司的海关税替代,即国内的商人要出海,那么船只上的货物、目的地、价值都要上报,那么大个船你不好跑吧?国外要进来也是一样,这样海关税就不断增长,成为商税中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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