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距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差12年),他上疏提出具体计划:“伏乞皇上先暴日本之罪,简大臣宿将有威望者起东三省之兵,出松花江以临库页岛;别命一军出朝鲜,以扼其西;而后选明习韬略、熟习水师之将,由宁波、定海率舟师趋长崎,以攻其南。或虑来扰海滨,则东南沿海久设练军,亦自有防御之具。硫球臣民喜复疆土,必将有助顺之师。凭庙算之长,海外有截,天戈远震,四夷戟兵,朝鲜、暹罗、缅甸诸国可免蚕食,不独越南也。”
可惜满清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或是说根本就不考虑他的这份折子。
爱屋及乌,刘暹对刘长佑充满好感,对刘坤一自然就另眼相看了几分。
不过刘坤一这家伙是个绝对的保守派。他在去云贵之前,曾经在江西巡抚位置上一任五年,他干的那些事就证明了他是个绝对的保守派。
成长于闭塞而又民风强悍的湘西邵阳,不怕死、不畏难、不服输的“宝古佬”气概染之刘坤一全身。加之饱读儒家经典,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气节,更由于他是军伍异途进身为封疆大吏的,较之他人对清廷更多了一份忠诚。基于这样的文化精神底蕴,“忠君”、“安民”,成为他那时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
对洋务派提出的“洋为中用”、“师夷之技”等思想和做法是不相信的,对洋务派确立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和推行以模仿西方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表现得很不热心,明确反对兴修铁路、架设电线和采用西法采矿。
在他看来:富强之道,茫如捕风击影,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所短,敌彼所长,学孺子之射以射孺子,恐终为所毙,因而“何必多糜金铖,徒为洋人所笑?”
所以刘坤一与其它封建保守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方面励精图治,拼死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以此报效朝廷;另一方面固守传统,对外来文明和西方技术有一种天生的恐惧。
直到两江总督任上,刘坤一因为与洋人的接触日益增多,态度有所转变。
晚清的两江可不仅是政务繁重之区,更是华洋交汇之地,境内开辟有通商口岸,而且设有洋人的租界地。在实际政务中,刘坤一与洋务接触的机遇不断增多,由此而产生了思想上的转变。但是他的思想,依旧是守旧理念,“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一件,能支持一日则一日!”这是他自己张嘴说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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