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到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李鸿章坐上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中国国运的恢复和自身实力的恢复，让清政府有了振作的念头。李鸿章开始关注海外虐待华工之问题。曾建议总理衙门在日本长崎派员，兼充各港之领事，以资联络邦交，保护华侨。

同治十一年。也就是西历1872年，他得知一艘拐运华工的秘鲁轮船在日本被扣后，立即愤怒地表示由于秘鲁与中国并未建交、更无有关贩运华工条款。所以纯系非法，建议清政府派员赴日会审。

这事儿大异刘暹脑海里关于李鸿章的‘印象’。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这不才是李鸿章吗？

但是再想想，谁也不是天生的软脚虾。那些背负的耻辱，大清的糊表匠怕更多的是无奈罢了。

而且在海外华工这件事上，这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最出名、最主要，国力又最弱小的国家。李鸿章强硬的态度，未尝不是在杀鸡给猴看。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权术。

西历的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总理衙门要李鸿章与葛尔西耶谈判时提出由于秘鲁虐待华工应令其将华工全部送回中国、并且声明不再招华工，然后才能商议两国立约问题。李鸿章判断，要求在华招工是秘鲁此次提出“立约”的主要目的，所以要藉此严定有关章程、“以除民害”，并回复总理衙门表示严格遵示，对秘鲁的无理、过分要求“据理斥驳”、“内外一意坚拒”。从10月下旬起，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谈判。谈判中，葛氏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说是传闻失实，报道有误，反说秘鲁一贯保护华工，并提出中方可以派人到秘鲁调查。对此，李鸿章出示了种种证据，并斥责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仪”之国，虐待华工已为西方各国共知，更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怒。同时他“将计就计”，表示同意派人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等查明华工状况后再决定是否与秘鲁立约。这一招果然厉害，葛尔西耶不得不出尔反尔：表示反对，并以中断谈判回国相要挟。李鸿章态度依然强硬，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是秘鲁急于与中国“立约”，主动提出要与中国谈判，所以葛尔西耶暗中请英国驻华公使来津劝李鸿章妥协，勿令葛氏返国，此建议也为李鸿章明确拒绝。看到李鸿章不为所动，葛尔西耶便于12月中旬离津赴京，想活动其他列强一起向总理衙门施压。李鸿章对他说，按照惯例，封河后自己将回到省城保定处理直隶省政务，公务繁忙，只能在第二年春回天津时再商谈立约之事。双方谈判遂告一段落。

去年农历四月，葛尔西耶又回到天津与李鸿章重新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双方终于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尔后开始谈判通商条约事宜。双方均有准备，各有方案。最核心的问题是秘鲁能否与其他列强一样“利益均沾”，而李鸿章坚决不同意此点。葛氏见李鸿章毫不动摇。又活动其他列强向总理衙门施压，在列强压力下，总理衙门倾向妥协。这时李鸿章见得不到总理衙门的支持，终于在六月初与葛尔西耶签订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与《中秘友好通商条约》。这两个条约双方各有让步：秘鲁要求的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被写入条款，这是中方原本不同意的。但在中方坚持下，秘鲁原来不同意或不甚同意的一系列保护华工的措施也写入条款。如规定中国派员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华工在秘鲁享受寄寓该国其他外侨的一切权益，华工受到雇主虐待可向当地政府或法院控告，秘鲁政府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送其回国，秘鲁船只不准在中国口岸诱骗运载华人出洋、违者严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