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当年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

申不害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于是，申不害便去向韩昭侯求情。

可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商君在我大秦国推行的新法。秦国之所以能够称雄于天下，正是因为商君为我大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

当年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商君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果然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大秦在硝烟四起的大争之世脱颖而出的关键。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眼下大将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不枉本王的一番苦心！”秦武王赢荡一番说辞，极其精妙，将国家不得不面对，又不能不面对的事情，仔细的说给孟说听！

“大王卑职愚钝，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孟说还是不敢直抒胸臆，生怕错误的判断了局势！

“这“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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