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放歌这会讲的故事是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先人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旅程。
张艺谋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后搬上大荧幕,电影中也展示了他独特的导演风格。作为摄影师出身的他,对色彩的运用格外出彩,《红高粱》中的红色,就是极具个人特征的。后面他走上了搞大场面的道路,至于讲好故事这方面,倒不是特别出彩。
“20世纪30年代初,山东高密地区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九儿19岁时,被贪财的父亲为了一匹骡子的彩礼,嫁给了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九儿始终不吭声。九儿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鳌发生了感情。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九儿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九儿赎了回来。但余占鳌看到九儿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九儿,余占鳌才罢休。余占鳌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儿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九儿的儿子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九儿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九儿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余占熬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余占熬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余占熬拉着儿子的手,挣扎地来到九儿的尸体旁。”
洪州一听就喜欢上了这个故事,他本就是山东人,当即就激动的表示道,“我下部就拍就《红高粱》了!”
秦放歌还挺“谦虚”的,“这只是一个故事梗概,剧本还没完全想好,到时候洪导也要一并参与剧本创作才行的。”
洪州对此自然是欣然从命的,兴奋的讲,“这肯定没问题的,这样的电影应该不会存在不过审的问题!”
也真不怪洪州,实在是想要拍摄好电影不容易。
秦放歌还问他,“要不要再听听其他故事?”
洪州却是摇头,也解释说,“暂时还是不要了,要不然真没什么心思做事了,光想着这些故事去了!”
“那好吧!我回头也再仔细琢磨琢磨,争取早点把大致的剧本写出来,到时候再一起交流……”秦放歌还挺遗憾的样子,颇有种我还没发力,你就已经倒下了的感觉。没办法,他能拿出来的“创意”和“故事”实在太多太多,那可是另外一个时空的文化艺术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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