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华也应邀参加了作品研讨会，在会议上他指出：“《活着》一如一颗耀眼的星星挂在天际上。余桦从那条细得不能再细的小道上脱颖出来，更准确地来讲，是余桦成熟了。他已经是在凭‘底蕴’来写，而无须过份地依赖其写作技巧。”

研讨会结束不久，盛世图书就启动了《活着》签名售书活动。

燕京、申城、西京.

《活着》一下子火了。

当然，并非都是赞美，也有批评的声音，王硕就在自己的文章公开点评道：“《活着》写得没有别人好，余桦写不过阎连科，刘震云，简单地说，他的作品，无非是模仿和抄袭。”.

余桦自然也并不会回答。

“今年的文坛好热闹。”

这是许多作家学者，甚至读者最大的感受。

但没想到的是，就在申城，一次看似普通的文艺理论讨论会，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学术讨论，又从文艺理论界蔓延到全国社会各界，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公共文化事件。

事情还要从去年（1992年）夏天说起。

《申城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计划借助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

华东师大的几位经常聚在一起，观点又比较接近的青年学人决定加入，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张宏、崔宜明、张柠等。

此时几人的身份是：王晓明：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徐麟华东师大中文系文学博士

张宏、崔宜明：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张柠：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文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1993年下半学期开学之后不久，此事又重新提上日程。

对话就在徐麟的9舍625室进行。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当然，这些青年学子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集中当前两种比较流行的文化上。

第一：王硕的痞子文学。

认为“王硕创作的是就是典型的媚俗文学，他的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从“王硕现象”和“玩文学”派深受欢迎的背后，更说明“重建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第二：张亿谋电影的商业化倾向：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例，认为“导演过多对于后现代主义”之类“新潮”艺术的迷恋，而忽略了作品价值取向上的陈腐性。”

整篇文章以座谈会记录的形式发表在了《申城文学》上，题目叫《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此后，《读书》、《东方》、《十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相继转载，并发表评论，参与者也接到了许多读者来信，一场持续整整三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拉开序幕。

不过此时的原本很热闹的秦省文坛却变得平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