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太学生可不是后世象牙塔里的学生。他们的身份、背景、来历,那都不同凡俗,少有人是出身农家。几乎每个人背后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看看他们直接和间接的籍贯、同舍、同科、同乡、朋友、亲戚之谊,那就仿佛是一个怎么扯也扯不断的藕丝。
这般情况下他们的发言岂是完全出自公心?
就好比历史上一次次学朝运动的发起者,真就是一个个的‘热血青年’吗?真就是一个个的爱国赤子吗?可笑了不是。
只不过是学生比官员更叫百姓信任,同样的话从太学生口中道出更叫百姓们认可。这实际上是一种政府公信力的流逝,就好比某时代,政府发布的消息还没有网上胡编滥造的‘历史发明家’们更叫人民大众以为然呢。
且太学生人数众多,经过神宗朝的扩大,叫太学生的数量从千百人一举突破到了两千四百人,如此之多的人数,错综复杂的背景,方始叫他们有了掀起舆论的资格和能力。
毕竟太学作为国家储才之地,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高大上的。北宋是文章盛世么。而太学生又不是在职的官员,他们普遍涉世较浅,冲动的劲头较大,又因不是现任官吏,利害得失的考虑比较间接、比较少些而已。故也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
太学生又不是先知者。彼此掐架、内斗是常有之事。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真相没有大白以前,他们本身的议论观点是摇摆不定,随意动用,有时是为哗众取宠,有时更是错上加错。但是等到真相完全暴露(比如那向斗的两派人相互的攻讦中揭露出来),形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在个人利害的泥坑中打过滚的太学生,才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分析和比较正确的认识,从而开始有了所谓“清议”——联名上书。甚至是更进一步的“伏阙上书”。
譬如说把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从简单的归咎于高俅的无能贪鄙,转为事情的本质——朝政的腐朽,朝臣的贪鄙可恨——括田所的作为,才叫梁山泊短短时间里发展壮大至此,那最大的原因实莫过于朝廷制定实施的那般多的苛政。从而要求朝廷力惩那些改对此事负相当直接或间接责任的权奸们,而这些议论也确实反映了市井大部分人的意见,因而受到市井百姓的支持。他们的诛伐又往往很大胆,敢于指名道姓地触犯权贵们。
蔡京、郑居中、杨戬、梁师成,那一个都没少掉。
在这段时期中,太学生左一个“贼臣误国”,右一个“奸党可诛”,还时不时再加上一个皇帝荒唐,叫朝野都为之侧目。也使得刚刚考中词学兼茂科,任太学正,直接负有管教学生之职责的秦桧,感到十分不安,有的时候简直是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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