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现如今的契丹,皇帝的直属宫户【宫卫军】在十万户上下,各部族牧民有十五万户,御帐亲军两万户,再加契丹贵族下属之奴隶,契丹人满打满算也就百五十万人。而历经了几年的战乱厮杀后,契丹的人口数量必然大幅度下降,现在这三万契丹、渤海等生民,已然是一块肉了。
当然,如此多的契丹、渤海生民若真宁愿落脚中原也不愿意返回北地,契丹内部情况之恶劣,恐远不是外表看起来的这般了。
“契丹、渤海之民虽有牧马放羊,却也多粗通耕种,不若将之拆散,安置于各地,移风易俗,长此久往,自可归入我中国也。”宗泽的办法具体来说,便是一改汉姓汉服,禁胡服、胡语、胡姓。二不准契丹渤海之民彼此通婚嫁娶,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虽然秉着儒家习性,他最后也说道:“契丹、渤海,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当与华夏之人抚育无异。”
然宗泽的这一意见找到了闻焕章、许贯忠、赵明诚等人的反对。“夷狄,禽兽也。故孔老夫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无君,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赵明诚这一番话将契丹贬低到了骨子里。
闻焕章进言,“彼辈今日人少,方只三四万人,日后者会何其多?大王素来胸怀远大,志向远迈汉唐,来日必然混一九州,鞭挞天下。届时契丹渤海乃至女真之民将何止百万,一遭悉收于内,臣恐酿李唐之旧祸。”
“窃观昔日诸胡,为李唐所摄,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主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安禄山不反,何人疑之?古人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天地至理也。
前车之签,后事之师。
今首辅言一盖纳之,安知无那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
陆谦将这些言语悉数听在耳中,讲真,他一时间也难下结论。宗泽之言老成持重,是一很稳妥的法子,但闻焕章、许贯忠等人之言虽似偏激些,但也不无道理。
要知道,眼下的儒家可是正在高唱夷夏之防,无论在朝在野,人家这一点痕迹都甚是明显。
原因就是李唐的教训,且五代十国这一段武人当政时代的恶劣影响。那落在儒家的眼中却也是一段纲常败坏,无忠孝廉耻的时代。
众所周知,宋儒是中国儒学发展历程中一个承旧启新的阶段,随着欧阳修“绝统说”的提出,南北正闰之争失去了其意义。毕竟老赵家得位不正么。后来关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已不再是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主要关注的是它所承载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主流是以文化为限,但在汉民族遭遇威胁的时候,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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