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经济!
还是TMD经济!
这宋朝的根本矛盾就是财政,没有别的,只要将财政搞好,那什么问题都好说,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公检法刚刚出来时,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不在意这套体系的本身,包括富弼他们在内,也都只是将公检法视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是后来随着东京商业的繁荣,以及河中府的稳定,财政的收入增加,才令他们中不少人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出路,这才开始重视起公检法来。
但他们重视公检法,追求的还是要改善财政。
其实每个官员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场斗争的胜败不是在于,双方在一年内公平公正处理了几桩案件,而是财政,谁能为中央财政减负,那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就是这么简单。
赵顼信任张斐,也不是因为公检法,而是因为潜龙勿用这个计划。
既然目标非常明确,且非常简单粗暴,那就往这方面狠狠地干。
所以京东东路的官员们,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的青苗钱全部借贷出去,争取最大的利润,这可都是政绩。
但要是平时这么干,那这自然会弄得怨声载道。
那些官吏、大地主可没有这么好说话。
不过早在汴梁试行免役法时,王安石、吕惠卿就已经开始对此布局,就是利用汴梁权贵的恐慌情绪,去威胁其它地区的官员。
你们要不支持我的新政,自主申报和税务司就会上门。
虽然免役法在汴梁取得成功,但王安石心里非常清楚,这么做下去,新政将完全受制于司马光的司法改革。
然而,司马光他们搞司法改革,就是为了反对新政的。
与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去推行改革,别人不知道,但王安石肯定是没有这么傻,他从未想过要将汴梁免役法的成功推向全国。
可在当时,他的威胁论,其实效果一般。
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王安石将我们这些特权人士纳入到免役税中,你要不纳入进去,什么申报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才是罪魁祸首,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吗?
当时反对新法的官员依旧是与日俱增。
但是随着公检法在河中府推行后,地方官员渐渐意识到,这司法改革才是最可怕的,一旦官员失去司法大权,别说这权力和金钱,就连性命都成问题,随时可能面临检察院方面的起诉,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行不通的。
当然,他们能够这么快得知河中府的情况,也是吕惠卿他们努力的结果。
二者一比,新法真香。
因为司法改革是要限制和分割官府的权力,同时引入一波新人入场,而王安石的司法改革,其实走得还是法家路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加强官府的权力,只是会打击到士绅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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