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电影《百鸟朝凤》，我读到了肖江虹的同名集，其中，有一部中篇叫《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矿难的故事：弟弟徐老二遭遇了煤矿塌方被埋在里面。三个月后哥哥因为迟迟接不到弟弟的电话到矿上来寻人。矿友不敢说实情，煤矿办公室还把哥哥毒打了一顿，在拉矿司机及其相好的照顾下才免于一死。后来，哥哥找到县城矿老板的家里，绑架了矿老板的一家三口，确认弟弟已死后，要求矿老板把人挖出来，却被接到老板夫人报警问询赶来的狙击手一枪击毙。

里头的哥哥无疑是可怜的；明知道弟弟已经遇难的那帮矿友因为胆小、怕事、被矿老板给了封口费，面对哥哥眼巴巴的询问，连句实话都不敢说，似乎只配让读者唾弃；而矿老板明知道连同弟弟在内一共有4人被塌在了地里，却不实施一点点营救，直接命令人把塌方处封死后转身走人，也似乎只能让读者憎恶甚至千刀万剐…..

但当我读罢全文，我的情绪却不是这么简简单单而又黑白分明。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我的眼前，眼睛里弥漫着深深的苦楚和不得已，或瘸着腿，或守着电话，或在工地宿舍里沉沉的叹息，或在驾驶室里红着眼睛开着车，或在县城的房子里一根接一根抽闷烟，活脱脱就是一组煤矿众生相。这一刻，没有对与错，也没有爱与恨，只有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发自心底的深深悲悯。这样的悲悯就如同里描写的那场落雪一样无休无止，漫彻心扉。

一个并不复杂的矿难故事为何经由作者的创造会让我产生对众生的悲悯呢？我想，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作者采用了多视角展现的方式。7个章节，分别是7组人物的视角，包括遇难者的妈妈“平姑”、矿友代表、拉矿司机王师傅、王师傅的相好、矿工的孩子、矿工的妻子以及第一次出警的狙击手。每一节，都是这一节的人物用第一人称“我”围绕着这场矿难来讲故事。

比起单一视角以一贯终的写法，这样做无疑是作者深度思考之后的精心安排。每一个“我”都带着自己的维度，从语言到心理到动作，充分为自己代言。而每一个“我”又都围绕死者徐老二，通过描述自己心中的徐老二，展现自己与徐老二的关系（或间接产生的关系）而表达自己的处世态度和价值观。

以第二章描写的矿友代表为例，第一句话是“每次经过那个巷道，我就想，里面的四个人现在该是啥样了。也许变成了干尸，也许就剩下一堆骨架了”。读者知道，此时，里的“我”从第一章的平姑变成了一个煤匠。他描述在目睹矿难后，自己和工友们哭了，“每次都在哭，哭压在巷道里的，也哭我们自己”。夜里，他看着宿舍里自己旁边那张空着的床，这张床是徐老二的，“现在他没了，我再也听不见他鲜花盛开般的呼噜声了”。而当“我”和其他矿友们支支吾吾把找上门来的哥哥打发到办公室，再眼睁睁看着他被打得“像个死人”一样躺在煤场子边的雪地上，“我”想救他，“我”一夜挣扎，可最终想到会丢了工作，想到那一家子老老小小，“我”没敢动，心口疼得厉害，只是忍着痛多念了几遍阿弥陀佛。

如果不是将叙述的角度从平姑转到煤匠，如何给读者展现那么多矿难发生前后的情景，如何把回忆一再延展，串联起更久远的过往，也串联起更多的矿友和矿工背后的家庭？煤匠自身的纠结与为难在穿越时间与空间之后呼之欲出，而那频频念出的“阿弥陀佛”也因此格外动人。

第二，作者捕捉到了大量的细节。正如叔本华所言，家的使命并不在于叙述伟大的事件，而是使细小的事件变得引人入胜。作者描写了很多精彩的细节，这些细节都带着人物的性格和情绪，推动着故事情节一步一步走向深入。

比如，第一章，平姑和哥哥之所以在第一次当“太阳卡在门口那棵老核桃树的第三个丫杈上”却没有接到徐老二电话时就感到不安，是因为在平姑眼里，“老二的脾气我晓得，是把习惯守得死死的那种人，连尿炕都一直尿到了十一岁”。老二永远慢条斯理，不管再饿，“吃饭时先是把碗里的饭扒出一个坑，把菜放到坑里，再盖上饭，拍平，筷子从碗底撬起一坨四四方方，慢慢送进嘴巴。”哪怕被问这是吃饭还是埋人也依然坚持这种吃法。在矿友的眼里，这个小伙子“话少，闷声不倒气的，干啥都一板一眼……有一次肚子疼，在床上一个劲儿打滚，到了点，翻起来，捂着肚子咬牙切齿就往办公室跑，打完电话，回来继续打滚嚎叫”。

可就是这样一个一板一眼惦记着家、惦记着娘的小伙子，却永远躺在黑暗中，躺在煤井里。哥哥最终搭上了性命也未能让他的尸骨重见天日，重回故里。人生的不幸和讽刺在这些细节里逐渐凸显，放大，铺面而来…..

当然，无论是多角度展现还是细节，体现的都是写作者的功力，考验的是对生活的观察和体悟，还有作者本人的慈悲心。功力不到，心境不到，也许反而会弄巧成拙，让读者迷失在角色的不断转换中，或因为细节描写的不到位，过分宣泄了写作者的好恶，而使读者失去对人物的信任。肖江虹老师的这部《我们》，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范例，值得我细细揣摩、学习，并在生活中修心修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