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建做了个深呼吸说：“是巧合啊，那你说说想让我们帮你什么忙？”

“帮我找一个人的墓碑，他叫赵建国，生于1949年6月，死于1976年8月。”

伍建一听，心想这不是和她一个时间死的嘛？

“这太难找了，具我所知，那个时代叫建国的特别多，你只说个名字和出生死亡的日期，这根本就大海捞针，你有照片嘛？”边上一直闭眼听着的赵娟突然说。

白衣女人摇了摇说：“没有，可是只要你们把我带到他的墓碑前，我就能认出他来。”

伍建叹了口气，对白衣女人说：“你能不能把你知道的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信息告诉我，或者和我说说你为什么要找他？”

白衣女人咬着嘴唇犹豫了片刻，道：“好吧，我和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叫林阿美女，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热血澎湃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主义。

可那更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切的事情都要看你的出身，看你专不专，看你红不红，看你进步不进步。

虽然我是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可是我的父亲乃至我的祖父都是本地有名的资本家，虽然他们也都曾经是“进步人士”，可是“运动”一开始，他们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那场浩劫的牺牲品，而我更是牺牲品的产物。

由于出身问题，15岁开始，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所有的人见到我不是故意躲开我，就是对我指指点点，像是我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一样。

刚开始我还很伤心，很难过，觉得自己很委屈，后来就渐渐麻木了，甚至在心底开始和别人一样蔑视我的父母，讨厌自己的出身，只到遇见了他……

当时因为我的出身，摆在眼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上山下乡，1969年，我坐上了开往东北黑龙江的火车。

在别人眼里，那是一辆开往苦难的列车，可在我的眼里，那却是一辆开往春天的列车，因为就是在这趟列车上，我遇到了建国。

他比多我大两岁，家庭出身特别好，其实他是可以选择留城或者是去当兵的，可是建国认为自己应该和大多数人一样上山下乡，投入革命的烘炉中去磨练自己。

由于骨子里天生的骄傲，我并没有对建国隐瞒自己的出身，可是没想到他却一点也不在乎，他认为我和他一样，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所有的一切罪恶都与我无关。

那个时候我们无话不谈，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出现，才让我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备感幸福……

可好景不长，建国在家里人的安排下去当了兵，他的离开让我很难过，可是他在走之前却一再向我保证，会经常给我写信的。

他也真的做到了，不论部队上有多忙，他都会每个月寄来一封信，这就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精神寄托。

几年之后，我父母的问题竟然开始出现了转机，他们在解放前曾经出资救助过几个地下党员，这些人现在重新找到了我的父母，并愿意为他们作证，证明他们都是爱党爱国的企业家。

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恢复之前的待遇，只是可以把我调回城里去了。

回城后，我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工作，可没想到工厂里的人更爱上纲上线，我几乎天天都被人欺负，根本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为你说句公道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