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三位上司问了，他也只能回答，索性就把一连串的欧洲形势分析拿了出来，反正不能说自己是在前世就知道这件事，而且已经被系统确认过了！

对于他的分析，两位武官都是用笔认真的记了下来，艾尔斯却只听着……

听完他的解释后，三人互相看了下，都是点头表示了认可，这才放他离开了，他们还要商量一下怎么写报告给国内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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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总领事办公室的李君豪，去了趟武官处，查阅了一下近期的情报简讯，其中的两条让他气得不轻——6月11日的深县惨案和6月12日的平江惨案！

6月11日，深县惨案。

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HEB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竟然派兵袭击了驻在冀中深县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多人，制造了深县惨案。

6月12日，平江惨案。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将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包围缴械，并当场枪杀新四军参谋涂正坤、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

当天深夜，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等人活埋，通讯处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史称“平江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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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国民党针对地下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迫害是有原因的。

早在1938年秋，鹿钟麟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成立冀察战区，设立HEB省政府，上任省主席，其一上任便以省政府的名义要求取消冀南行署，并制造HEB省保安司令张荫格部队与抗日部队间的军事磨擦。

1938年12月以后，张荫梧部队连续袭击八路军，暗杀其人员，活埋抗日军人家属，包围抗日县政府，赶跑民选县长，剥夺敌后抗日军民的民主权利，吊打和杀害民选的村长等，罪行累累。直到不久前制造了深县惨案。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在此前后，蒋委员长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地下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地下党的目的。”

这次会议成立了**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会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

蒋氏集团的斗争矛头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的活动，加紧了**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