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成祖朱棣也并未因朝鲜曾与“建文帝”交好而迁怒于“朝鲜李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朝鲜及时的顺应局势和上表恭贺。朝鲜自“永乐朝”开始，就与明朝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自“建文朝”至“万历朝”，朝鲜入明朝贡的礼仪章程也在不断完善。明太祖早在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就规定了“藩属国藩王”入朝仪式，但由于朝贡礼仪过于繁琐，后来明廷还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简化。

在这一时期，以朝贡明廷为目的的朝鲜使臣开始大量出现。明中期入朝使臣中，宦官的数量相比明初时越来越多，使朝鲜方面不胜其扰，却也无可奈何。对此，明朝内部有意识到不妥的臣工们提出了优化使臣素质的建议，并被皇帝采纳。之后数朝派往朝鲜宣谕、赐服的使臣大多选用在职文官或五品以上官员。

后来，清朝也继承了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且更加实际地予以实施。与政治制度的完善同时进行的是，明朝与朝鲜之间的知识传递，即以明朝赐书、使臣笔谈、诗赋外交等形式进行的文化交流。

这其中有明、清数百年间的众多朝鲜使臣记录的燕行文献传世，也有记录明、清使臣、文人与朝鲜文人的诗歌唱酬集录《皇华集》留存。

中、朝文人之间的文学沟通和思想交流从未间断，且保存了大量史料供可后人发掘、研究。除了使臣、文人个人的笔谈诗歌联系，中朝间的经典书籍流通，主要以官方的形式进行着。

经历明朝中、后期近两百年的政治往来、经济贸易和文化熏陶，朝鲜不仅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在外交上与明朝更加亲近，而且在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上也逐渐向明借鉴，并在融汇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所谓“小中华”思想意识。

这也为接下来在明朝末年万历年间的两国联合抗击日本大举入侵并取得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是中、朝两国“宗藩关系”再造巅峰时期，是“万历三大征，患难见真情”。

自万历二十七年至崇祯十七年，是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虽然明朝的国力已经日薄西山，但因为两次出重兵，并且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帮助朝鲜抗击日本入侵，最终赢得胜利，成功保住朝鲜而备受朝鲜感激，由此产生的明朝“再造之恩”甚至影响了朝鲜近百年对清的政策。

明亡之际，面对更加强大的“后金政权”（满清朝廷），朝鲜也不得不根据现实的东亚局势而调整对“后金”的态度。然而，表面上的屈服并不能掩盖其心理上的“尊明”思想，而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便在这种复杂的改朝换代过程中，继续不尴不尬又很尴尬地发展起来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