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七月份，这些情报被传入北京，而内阁辅臣许国当即将浙江巡抚常居敬和福建巡抚赵参鲁的奏报转呈于万历皇帝，并请求预备调兵调粮，加强沿海防备，以抵御日本倭寇大軍起倾国之兵來袭扰大明朝。

而在此之后，明廷也先后采取了多项备倭措施，如强化东南沿海军备，筹措军费粮草，收集日本情报等措施。在开动东南沿海战争机器的同时，上至朝堂，下至民间，凡是有识之士都纷纷上奏，讨论各类备倭事项。其中，就不乏“捣巢日本”的先发制人之策，而这类策略也得到了明朝高层尤其是皇帝老子重视。

例如，《明神宗实录》记载，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上书防倭条例：“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喻粤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重加赏赉，尤消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就提到动员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去攻打日本。

来自民间仇俊卿的“治本之策”有记载：“（仇俊卿）死之岁，闻平秀吉（丰臣秀吉）将入寇，犹愤发，贻书浙抚，请如汉横海楼船故事，张中国威，观者状之 。”（《天启海盐县图经》）说明百姓关心国事。

如果说以上“捣巢之策”的提出者，还局限于地方官与民间人士，不能代表明廷方面的意见，那么“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征倭敕令”，也许可以说明当时明廷对即将大举入侵朝鲜的日本的态度如何？

据《宣祖实录》记载：“初，我使黄允吉等往日本，秀吉贻书我国，使之整其军兵，与日本合动直犯上国。我国举义斥绝，即于其年（宣祖二十四年）四月，因圣节使金应南之行具由奏闻。中朝先因许仪后亦闻倭谋，令我国要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征剿。”这说明日本故意放出假消息，欲联合朝鲜入侵中国明朝。

《再造藩邦志》也记载：“金应南之回，天子降敕谕，赏白金、纻丝、彩段，使臣等亦令有司例外加等，且谕结暹罗、琉球等国合兵抄击。”尽管这条敕书更多的是对朝鲜的试探，但也表明当时明廷高层已经有了“捣巢日本”的想法。这才试探性地提出让暹罗（泰国）、琉球（冲绳县）等藩属国出兵帮朝鲜抗日。

只可惜，朝鲜人以“不习下洋”为由，婉拒了万历帝敕令，而这也为后来明廷怀疑朝鲜勾结日本埋下了伏笔。“不习下洋”即不熟悉东南亚等明朝藩属国之国情，担心对方实力不够强而灭不了倭寇而反受其咎。

由此可知，在万历十九年，“援朝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明朝方面已经有了“东征日本”的基本构想，而这个构想的特点在于以藩属国的军队为征讨东洋日本的主力。这一特点在后面的征讨方略中也得到延续。

但总的来说，这只是一个构想，仅仅停留在提出阶段，未能得到实施，因为在这一阶段，明廷的主要重心仍然是加强军备，防备日本“狂人”（丰臣秀吉）的大军可能会放弃朝鲜，转而入侵自己的东南沿海。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