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禁军经其核算后，淘汰了大量老弱残兵，却建成了兵少而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一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夏元吉贿赂以图“方便”，但他将众人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

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诽谤夏元吉狐假虎威，沽名钓誉，误国误民等等。好在明成祖朱棣对夏元吉信任有加，并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 这才使诬陷风伯逐渐平息。

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比如，“平赋役”即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同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其实就是动用行政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泯灭仇富心理。同时，夏元吉还允许乡民在不得已时，也可出钱代劳役。

“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和废弃的官营手工作坊，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时，他便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后移交“三法司”，按照《大明律》法办，该抄家的抄家，该发配的发配，甚至砍头！

“广屯种”即招募内地无地“流氓”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来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愣是让“九边重镇”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大大有利于“明长城”一线的国防安全建设，给朝廷减轻压力。而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

其中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和“钱钞之禁”。所谓“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以盐、茶为中介，召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的方法。

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到了“永乐时期”，情形大变。

自永乐八年(西元1410年)起，明成祖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各部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使财用捉襟见肘。

无奈之下，夏元吉开启“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的商人向“九边重镇”输粮食、军械、马匹以换取“盐引”，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军械、马匹来换“盐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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