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却是一个当时西北的一个政治事实——张迈、郑渭等人沿途所建立起来的统治并不是已经足够先进了，但由于周边的部落、小国的统治秩序实在太过落后，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秩序与基本法律保障都没有，因此相形之下，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个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一个相对公平的法律体系的安西政府，自然成为了西北各族百姓所向往的地方了。

张迈对乌爱农道：“继续说下去。”

乌爱农乃继续道：“三大隐户中犹以寺奴为多，因甘州本为佛教大盛之乡，即天宝以后，政事日坏，而佛教愈昌，官府势力越弱，而寺院势力则越强，因此安史之乱以后，河西百姓常赖佛寺以自存。丁口虽增，却常不在户籍上显现。然当年在张掖河沿岸便有灌溉良田八十万亩，外县次一等水田二三倍于此，再次一等旱田又二三倍于此，而甘州境内牧场亩数又数倍于此，此安史之乱前甘州之盛况也。”

张迈道：“然则安史之乱后，甘州的人口便大幅度减少了，对么？”

这推断起来乃是一个“常识”，不料慕容归盈和乌爱农却同时摇头，乌爱农道：“不是，安史之乱时，河西人口大大增加了。”

张迈咦了一声，奇道：“这又是什么道理？”

乌爱农道：“因为安贼大闹关中，将成千上万的关中百姓全都赶到河西来了啊。当时连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也都驻留西北，大小官吏扈从者、百姓合家相随者，多不胜数！”

在古代，战争本来就是引发人口大迁徙的关键原因，唐朝的关中地区乃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光是一座长安城人口就不下百万，安史之乱期间，百姓逃避战乱背井离乡，敌从东来，他们就只能朝西、南两个方向逃走，部分逃入汉中、巴蜀，但蜀道南行，所以更多的人口则逃往西北，一层层地涌入凉州、甘州、肃州。

乌爱农继续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关中百姓，本来大多较河西百姓富庶多文，但来到河西便成为了异乡客，为官者自贬其职尊，为民者不得不货卖继续以度日，连积蓄都没了，就只能干贱活以存命。这些人后来虽然也有部分回迁者，但也有不少最后落户河西者，安史之乱后，关中也不太平，部分人迁回关中后又逃了回来，尤其是黄巢大屠，更是逼得百姓西迁散入胡地。一开始大族都聚集于凉、兰，后来兰州胡化，凉州渐乱，而人口遂涌入甘州、肃州，甘、肃又乱，于是汉民又继续西迁，最后止于沙州。”

慕容归盈接口道：“沙州于天宝年间，户不过数千，口不过万余，至今日能有如此规模，实皆因有大量西迁陕、雍百姓之故。”

张迈听到这里隐隐想到：为什么敦煌这样偏远的地方，弄够孕育出莫高窟这样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只怕和特殊时期接受了关中地区的间接移民是有关系的。若只是靠着沙州本地的文化底蕴，在唐亡以后莫高窟的开凿只怕是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