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说他去找谷秋莎谈过,尽管不告诉我询问的内容,从他沉默的目光里也看不出端倪,但我有种可怕的预感,让自己一下子冷到冰窟里,即便闷热的牢房挤满了人。
这是老天爷对我去年夏天做的那件事的报应吗?
6月16日,星期五,我被黄海警官释放。他说根据这些天来的调查,无法判定我与柳曼被杀有直接关系,杀人现场没有我的指纹或毛发,柳曼的尸检结果也与我无关,警方倾向于我确实是被人陷害的。我几乎要扑倒在他怀中,这个亲手把我送进监狱的男人,居然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戴上谷秋莎的爸爸送给我的手表,这是我被逮捕后由警方保管的,还有我的钱包与钥匙。终于照到了镜子,摸着几乎被剃光的头,憔悴的眼袋与伤痕,鬓角第一次冒出白发,仿佛不是二十五岁,而是即将躺进棺材的老头。
在看守所里度过的十天,绝对是此生最漫长的十天。
出去以后,我把身上的钞票都花光了,只够买一件新衣服。我独自去了澡堂子,感觉身上与头发里有数不清的污垢,用尽了好几块肥皂,几乎要把皮肤搓破,这才坐公交车去找未婚妻——还好钱包里的月票没丢。
赶到谷秋莎工作的教育出版社,门房说社里正在开重要会议,谷秋莎已关照过他,如果我来找她的话,让我先回家去等她。
回家?
半小时后,我来到充满油漆味的新家门口,位于闹中取静的市中心,十二楼的电梯小高层。前两个月,每逢周末我都会来监督装修。掏出钥匙塞进锁孔,却怎么也打不开,敲门也没反应。隔壁的老太太出来,说昨天有人来换了锁芯。
愤怒地踹了一脚房门,又心疼地蹲下来摸了摸,还是留下一个深深的凹痕——这是我自己的家啊,我是怎么了?脚趾头火辣辣疼起来,我一瘸一拐地下了电梯。
夏天,气温超过了三十摄氏度,公交车上散发着各种汗臭味。我昏昏欲睡地靠在栏杆上,车窗外从密集的楼房,变成稀疏的建筑,直到大片荒野,还有烟囱喷着白烟的钢铁厂。
公交车在南明路停下,两堵漫长的围墙间,是一道学校大门,挂着“南明高级中学”的铜牌。
星期五,住宿生们离校返家,大家惊讶地看着我走进校门,无论老师还是我带的学生,没人敢跟我说话。我看到了马力和他的室友,就连他们也在躲避我,同学们如潮水般散开,让我变成一块干涸的岛屿。
“申老师,请到校长办公室来一下。”
身后响起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回头看到教导主任严厉的脸——他怎么还在这里?关在监狱里的不该是他吗?
我一言不发地跟着他,踏上楼梯的拐角时,他低声说:“前几天,那个叫黄海的警官来找我了,你果然把我那些事都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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