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缅甸的士人，不论是缅族、掸族、孟族，或者是客居缅甸或者缅中的士人，皆可以参加云南行省的院试（录取者为秀才即生员）、乡试（录取者即为举人），乡试中举之后，同样以云南举子的身份授官，或者参加大明朝的会试。

莫氏统治下的安南北朝，则可以以如今辖内的高平省自行举行院试，可以自行录取秀才，然后参加广西的乡试。

与此同时，经过闽浙总督府连续两年的呈请，这一次，东番岛上的读书人们，也被纳入到了福建的乡试之中。

至于东番岛上的院试，也就是录取秀才生员的考试，则由福建的提学副使每三年亲赴东番单独考试录取。

这些偏远边地的读书人，虽然被纳入到了大明朝的科举体系之中，但是对大明原来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们来说，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意味着一些新的机会。

比如读书人最多的浙江等地，原本考试了多年可能连个秀才生员的功名都考取不了的读书人，这下子可以通过移居到琉球或者是东番岛上，来降低闽浙或者南直隶地区读书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了。

大明朝原有的两京十三省对会试考生籍贯的问题追查极重，主要就是为了避免明朝时候层出不穷的科举移民问题。

如今礼部在两京十三省对于考生籍贯的要求一如既往，但是对于边地新设的行省以及朝鲜、琉球这样的属国，却完全放开了限制。

目的很简单，就是鼓励大明朝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们，移民到那些地区去。

这样一种对于科举制度的安排，短时期内可能还看不到效果，但是三年之后或者六年之后，就肯定会有效果出来。

大明朝的读书人对于科举制度的热衷，是后世之人无法想象的。

而这样的安排，会诱导着那些在大明内地州府屡考不中的读书人，自发地移民前往朝廷新辟的边地行省或者地区，这一点，可比崇祯皇帝再发布多少次招垦令，都更加有用。

当然，这一次皇极殿的正旦大朝会上，崇祯皇帝除了将崇祯四年三月下旬的春闱有关事项昭告天下，用科举制度笼络四海之内的读书人意外，同样也少不了再次拿出数百万银圆的真金白银，犒赏京畿与九边将士。

其中包括值守紫禁城的亲军三卫八千人，值守皇城的神机营一万两千人，以及值守京畿之地的六万近卫军将士，还有那四十万九边将士。

在一年多前，在居庸关和居庸关外的宣大地区经过了几番大战的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各自都损失了数千士卒。

其中第一镇在居庸关和居庸关外损失的较少，总计两千余人。

第二镇在紫荆关上损失了不少，出了紫荆关后，又在桑干河畔遭遇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大军围攻，损失较大，几乎损失了接近一半，最后统计下来超过了六千之数。

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财力编练的第一支、第二支新军，从来都是当作自己核心的力量之一来看待。

因此，在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之后，近卫军第一镇与第二镇，于崇祯三年里，相继撤回到了各自的驻地休整补充。

一方面崇祯皇帝需要他们驻扎在京师的南北，发挥稳定京畿与震慑朝堂的作用，为崇祯三年的一系列改革做后盾。

另一方面，也是这两镇近卫军的损失需要尽快地得到补充。

而近卫军第一镇都统制使出身的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马世龙，以及近卫军第二镇都统制使出身的后备军都督府左都督王辅，也都在新官上任之后，立刻将涿州新军训练大营里训练出来的新兵，优先补充给了近卫军第一镇和第二镇。

类似这样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崇祯皇帝明发旨意来指点，马世龙与王辅这两个人自己就会下大力去做了。

到了崇祯三年的十月，驻守通州的近卫军第一镇，特别是损失较大的驻守保定的近卫军第二镇，再一次实现了齐装满员，重新达到了《皇明近卫军编制条例》的要求，即，将校士卒满编一万五千员。

近卫军第一镇、第二镇与建虏的那场激战，以及各自在战争中的损失，让马世龙和王辅对于近卫军这种冷热兵器混编的新军队伍，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原本就是由马世龙主持编撰的《皇明近卫军编制条例》，在他出任了近卫军都督府左都督之后，第一时间内就报请崇祯皇帝，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

其中各标、各营、各队、各哨之中士卒该有多少，战马与驮马该有几匹，火枪该有多少杆，火炮该有多少门，辎重大车该有多少辆，将校官佐该有多少员、参谋训导又该配几个，全部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崇祯一式前装燧发滑膛枪，历经三年的作战，经受住了检验，也得到了近卫军诸镇将领们的信任。

因此，在新修订的近卫军编制条例之中，轻装火枪手大幅度增加，身披铁甲行动迟缓的刀盾手大幅度减少，而野外防御骑兵冲击的长枪手，则基本保持地位不变。

至于近卫军原有编制中成建制存在的弓箭手，则被彻底淘汰，他们原有的建制被训练整编为了一个全新的兵种——掷弹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