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已经世袭二三百年的勋贵世家来说，九边重镇的总兵官，没有他们的份，大明各地的镇守总兵官们也没有他们的份，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即位之后编练的近卫军中同样没有他们的份。

而他们的地位之所以依旧尊贵无比，不过是因为他们担任着南北五军都督府的世袭职务，统管着全天下的都司卫所以及全天下都司卫所名义上的数百万卫所军丁。

一旦没有了五军都督府，没有五军都督府下面的那么多都司卫所和军户军屯，他们皇帝心中分量，他们在大明朝的地位，就将失去保障。

既然前途命运攸关，那就由不得他们不去重视了。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公张惟贤一贯唯唯诺诺，而这次一反常态立劝皇帝不要动摇国本的原因。

不过，有了崇祯皇帝后来的一番话后，张惟贤已知皇帝心意已定。

同时，有了崇祯皇帝的那一番保证，张惟贤的心中虽然依旧七上八下，但却终究放心了一点。

这几人不管立场与态度如何，从紫禁城里出来之后，都不免要与自己左右亲近之士商议应对之法。

尤其英国公张惟贤，回到府中之后，想来想去，还是把五军都督府中的一干世袭侯伯出身的左右都督们叫来，说出皇帝的意思，一起商量个对策。

这样一来，消息当然会慢慢传开，朝野间的各种议论，自然也无法杜绝。

几天之后，就在朝野之间的各种议论声中，在英国公府以及五军都督府里担着世袭职务的那些勋贵们心怀忐忑的同时，兵部职方司郎中牛聚明、兵科给事中李孟辰，率先上书皇帝，请改兵制军制，统一军政军令。

通政使司将奏折抄送军机处，军机处原样抄送军机大臣阅览的同时，原封不动地呈递乾清宫御书房。

而崇祯皇帝既没有留中不发，也没有一个字的批示，只是让司礼监将军机处呈上来的两份请改兵制折，全部转送内阁诸臣及五军都督府都督以上大员阅览。

牛聚明、李孟辰上书请改兵制，算是将朝野之间私下议论的这件大事给挑明了。

随后，兵部、户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等等一些与军务沾边不沾边的衙门官员，也都看准了苗头，纷纷上书请改兵制。

大明朝的官员们，遇到财政、漕运、河道等问题的时候，不见得人人都敢说话，因为这些事情涉及事务，孔子孟子的圣贤书里没怎么说过，但是遇到了兵制军制之类的问题，人人都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当然，这其中自是众说纷纭。

有的建议，裁撤五军都督府及其下辖都司卫所，将五军都督府的职能转给兵部，将都司卫所或者并入地方镇守总兵府，或者改卫所为州县，化军户为民户，开源节流，增加赋税。

有的建议，保留都司卫所之制度，但要清理军屯兵籍，还卫所军田于军丁，恢复祖宗制度，等等。

还有的从崇祯皇帝前番处理蓟北、宣大、漠南等地都司卫所的旨意之中发现了端倪，建议将羁縻卫所、边镇卫所与内地卫所区分开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该立则立，该废则废云云。

短短几天之内，数十道请改天下兵制的奏疏经过通政使司被送入大内，然后又在崇祯皇帝的授意之下，被原封不动地抄送给内阁和五军都督府阅览。

又过数日之后，也即崇祯三年五月十日，近卫军第二镇的主力万余人马，在都统制使新晋武兴伯王辅的率领之下，由大同城出发，经紫荆关，返回保定驻地大营。

五月十二日，近卫军第一镇的主力一万四千余人，也在都统制使新晋武定伯马世龙的率领之下，从朔州方向，穿越宣大之地，经军都陉、居庸关，返回通州潞河湾大营。

五月十三日中午，军机大臣孙承宗、兵部尚书南居益，领着奉旨班师归来的武定伯马世龙和武兴伯王辅两人，入宫觐见。

崇祯皇帝武英殿召见两人，赐宴同食，并在之前已经封赏二人世爵的情况下，再次加授马世龙为“金吾将军”，加授王辅为“镇国将军”，在京师内城赐宅，敕建武定伯府、武兴伯府。

马世龙与王辅两人感激涕零，出宫行至大明门外，仍回身再拜方归。

紧接着，在五月十五日上午举行的建极殿望日朝会之上，兵部的左右侍郎茅元仪、孙元化，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贾继春等人相继站了出来，请求崇祯皇帝革新大明兵制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