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也是出于将孙承宗这个曾经东林党的同路人，从东林党的那一边拽出来，进一步将文官集团的那池子水搅和得更浑一点，崇祯皇帝就很快同意了这几个人的奏请。

而接替孙承宗担任兵部尚书的人选，崇祯皇帝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在同意免去孙承宗兵部尚书职务的同时，直接就定了直隶总督南居易来接任这一职务。

因此，这次建极殿朔日朝会上宣布的第三件事请，就是对直隶总督南居益的任命。

南居益在任福建巡抚的时候，曾经督率水师船队，在澎湖一带大战荷兰人的舰队，并且取得了胜利，使得荷兰人不仅不敢再骚扰福建沿海，而且狼狈撤离了澎湖列岛，最后逃往大员而去。

可以说，南居益算得上此时整个大明朝上下的督抚大臣之中，对于海外形势，特别是对于海军的重要性，比较有认识的一个人了。

这也是崇祯皇帝自从让南居益起复之后，一再提拔重用他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下令撤销了天津巡抚这个职务设置，以前兵部左侍郎、现任天津巡抚梁廷栋，接任南居益的直隶总督职务，并且下旨将直隶总督驻地由通州迁往天津城。

天津三卫在卫所改制之后，全部改为了州县，而一个天津巡抚，实际上也就管理着几个县以及沿海的防务，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

崇祯皇帝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将梁廷栋升为了直隶总督，然后撤销了天津巡抚之设，将天津降格为府，由原来担任天津兵备道的沈廷扬兼任天津知府。

沈廷扬奉命出任天津兵备道并专职督办大沽口造船厂事务之后，就开始在天津沿海大沽口辟地设厂，招募船工民壮，倾力修造船坞。

这一次，沈廷扬带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者以及招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工技师，从巴达维亚回来之后，先是带着范德烈、毕德诺等人到了京师，与理藩院交接。

紧接着，就又请了旨意，马不停蹄地赶回天津造船厂，带着一帮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工，以及他一路上从闽浙沿海、广东等地招揽的大明船工，将那一艘价值十万两崇祯银圆、而且刚刚从巴达维亚带回来的“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翻了个底朝天，将其中每一层甲板、每一个船舱，每一个舰炮舷窗，包括每一根桅杆，每一节龙骨，甚至是每一个铆钉，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在荷兰船工们的瞠目结舌之下，沈廷扬更是下令，将这一艘花费重金购入的庞然大物“加利恩号”，一层层、一根根、一块块地拆了个稀碎。

等到二月底的时候，这艘远道而来的“加利恩号”，就只剩下一根巨大的龙骨，停留在大沽口皇家船厂的新建船坞里面了。

这些情况，崇祯皇帝从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报之中了解得一清二楚。

不过，即便是没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报，崇祯皇帝对沈廷扬的做法也心中有数。

因为正是他自己，让沈廷扬这么做的。

花费了重金以及做出了许多让步和利益交换才求购得到的这艘远洋夹板船，当然不能只是让它当作一艘未来的海军战船来使用，而是要让它成为一艘母船，作为一个模板，为大明朝未来的海军生产出数十艘甚至是数百艘同一级别的远洋战船。

让沈廷扬这个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总办，担任天津兵备道的同时，再兼任天津知府，就是为了让他拥有更大的权限，全力以赴招募船工、民夫，照着拆解和恢复“加利恩号”获得的全部式样、尺寸和造法，仿造出同样大小和性能的远洋夹板船来。

不是崇祯皇帝看不上大明朝自己的福船技术，实在是永乐年间的造船技术和大工，保留下来的太少。

如今大明朝各方水师船队之中的福船，不管是大小也好，性能也好，都远逊于永乐、宣德年间的水平。

当然，即便是恢复到了永乐到宣德年间的福船设计建造水平，福船的设计本身也已经不太适合十七世纪的这个时代了。

大明朝的封舟选择福船的样式，看中的是他的高大、威武、气派和华丽，因为大型的福船就像是一座海上移动的城堡一样壮观。

这个海上城堡拥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可以承载的军队数量很大，装载的火炮也很多，可以带上大量的补给物资，航行的时间很长，等等。

但是他有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它宽大的船身、非流线型的设计，使得它的航速很难快得起来。

虽然都是风帆战船，但是与同样的风力气象条件下，福船的速度可就没法跟荷兰人专门从事远洋航运的夹板船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