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原来的历史上，建虏赶走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之后，占据了漠南，收服了漠南各部，从此之后，山西、大同、宣府与建虏盘踞的漠南只有一墙之隔，可谓近在咫尺。

只要大明境内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流贼造反之类的事情，建虏就会云集边外，然后瞅准时机就破边而入。

而大明这一边则是既疲于防范，又完全防不胜防。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崇祯皇帝这么重视漠南问题的原因。

而库库和屯或者说归化城之于大同、宣府，就像热河堡之于蓟镇、京师一样，一旦掌握在了建虏的手中，那么大明北方的方向就将处处都是漏洞，处处都是烽烟了。

因此，从满珠习礼透漏出来的各种情报之中，崇祯皇帝得知了黄台吉的有关安排以后，再次连写了几道手谕，派出身边近侍绕道赶往雁门关、花马池，去见李邦华、袁崇焕和孙传庭。

其一，告诉李邦华，要尽快出兵把朔州之敌歼灭，然后与大同巡抚、总兵取得联络，将黄台吉等人剩下来的大军，尽量围堵在关内。

其二，告诉袁崇焕，约数三边总督麾下宁夏、甘肃镇的人马，不要刻意拦截林丹汗西迁的队伍。

只要林丹汗不主动袭击大明军队，就放他们西迁青海。

与此同时，要调集麾下数镇军队全力对付追赶林丹汗的阿巴泰所部建虏和蒙古兵。

同时，崇祯皇帝也让李邦华、孙传庭在北上追击建虏和蒙古兵的时候，留心吕梁山北段芦芽山中的流贼队伍，不要让他们出山进入山西腹地。

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崇祯皇帝对宣大一线的战局，再一次作出了一番布置之后，当即命令马世龙、钱元慤二人，率领近卫军第一镇五个标十六个营累计一万六千人马，携带枪炮弹药和大批粮草辎重，高唱着戚继光原作的大明军歌，出了居庸关。

“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莫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贼奴兮，觅个封侯！”

一支军队如果没有军歌，那么这支军队就很难有精气神。

大明朝的军队，没有朝廷统一和明确的军歌，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确有着类似于军歌的东西存在。

最初的时候，大明军队的前身也就是明太祖朱元璋麾下的红巾军，行军宿营的时候，唱的军歌与其他红巾军一样，都是那首著名的红巾军军歌：

“风从龙，云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把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做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不破黄龙誓不休！”

当年朱元璋发布讨蒙元檄，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从江南誓师北伐的时候，当时的明军就是唱着这一首军歌高歌猛进，攻占大都的。

只是在明太祖平定天下之后，朱元璋对于自己当年加入明教作为红巾军将领的过去讳莫如深，红巾军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禁忌话题。

而这首当年鼓舞了无数中原汉人反抗蒙元压迫的军歌，也随即在大明军中消失。

至于这首军歌之后，大明军队中流行过什么样的军歌，那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的一天夜里，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大败倭寇而回，将士们连番苦战不得休息，戚继光在凯旋途中想要犒赏全军又没有酒肉，于是即席做了一首颇有古风的诗，名叫《凯歌》，教全军将士一起唱歌，以军歌代替美酒佳肴振奋全军士气。

这首《凯歌》，就是随后迅速在闽浙粤沿海抗击倭寇的一线军中，传唱开来，后来更是随着戚继光调任山海关和蓟镇边关而传入北方军中。

戚继光的《凯歌》虽然没有明确为大明的军歌，但却有着军歌一样的地位，到了明末的时候，在南北方的军队之中但凡奉行戚家军练兵之法的部队里仍然在传唱。

当初，崇祯皇帝下定决心要编练新军的时候，就一直在想着要为大明未来的军队寻找一首激昂提气的军歌。

这样的歌曲，在后世当然有很多。

不过想来想去，哪一首拿到这个时代来用，都觉得不太合适。

说起来，最合适的，反而是岳飞的那首《满江红》。

可惜的是，满江红的古曲古调到底什么样，他也不清楚。

而他作为皇帝的这个特殊身份，又让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军中传授自己唯一熟悉的那一首《精忠报国》。

到最后，崇祯皇帝将此事询之于熟悉大明军队典章故事的讲武堂祭酒茅元仪，茅元仪当即推荐了戚继光的这首《凯歌》。

看到这首在军中已经广泛传唱的戚继光凯歌之后，崇祯皇帝将之改了两个字，将其中的“敢迟留”，改为了“莫迟留”，将最后的“倭奴”，改为了“贼奴”，然后就将它暂定为了近卫军的军歌。

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崇祯皇帝带着随驾的文武官员，站在居庸关最北的军都门上，亲眼目睹近卫军第一镇一万六千余人齐声高唱着这首戚继光的凯歌出了居庸关，踏着冰雪浩浩荡荡地向着西北开进，一时之间心中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