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乡贼首王左挂以下降，闻石楼危，事急，尽杀之。”

“贼首王自用率众降，其麾下头目跋扈难制，虑其降而复叛，尽杀之。”

洪承畴在军报之中说的非常简单，但是架不住各种关于他如何坑杀活埋贼军俘虏的流言快速传播。

也因此，当身在军前的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洪承畴的做法大感不满的同时，就连李邦华和卢象升两人，对洪承畴的所作所为也非常的不以为然。

这些进士出身的文官，虽然身处剿贼的一线，却依然有着一种“流贼也是陛下赤子”的情怀，认为流贼不过是误入歧途的百姓罢了。

此时骤闻陕西巡抚洪承畴这样进士出身的文官，居然视这些误入歧途的百姓为仇雠，为这些人的人命为草芥，当然是十分不爽，不能忍受。

不过崇祯帝皇的旨意一到，两人也都不能再多说什么了。

因为洪承畴的做法与皇帝圣旨背后的意思是暗合的，而且洪承畴本人也是拥有密折奏事之权的，谁又能保证洪承畴这种残酷手段不是皇帝的意思呢？

当然，李邦华收到洪承畴的军报之后，在将其原文照转给远在京师的军机处的同时，也把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杀降杀俘多达三万之众的弹章，一起着人原封不动地转呈给了京师的通政司。

但是不管怎么说，洪承畴率军先灭了贼首“大梁王”王左挂所部人马两万，又灭了贼首“紫金梁”王自用麾下人马两万，同时俘杀贼军有名有号有营头的贼军头领十几个，这份功劳是谁也掩盖不了的。

何况洪承畴还让人将王左挂、王自用、吴延贵等人的头颅，一共十一颗，装在了一个大酒瓮之中，经过宁乡，一路运送到了神南峪，又一一经过刘国能、张立位和王国忠的辨认，都是确认无疑。

这个功劳，说起来，可是比孙传庭、卢象升、王国梁的还要大啊！

李邦华虽然因为杀降杀俘的事情，对洪承畴有了一些成见，但是对于洪承畴的功劳，他也是认可的，所以在收到宁乡大捷、柳林堡大捷的消息之后没多久，李邦华就将当下山西剿贼前线的总体形势，另写一份详细的奏折报告给了远在京师的皇帝。

如今李邦华已经离京督师半年之久，而且随着神南峪一带流贼主力的覆灭，山西剿贼的形势也算是呈现出了一片大好的局面，也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因此，李邦华在奏报之中请示皇帝，是不是可以将山西剿贼的事务委托给山西巡抚张晓，以及延绥巡抚孙传庭负责，然后让他班师回京，同时也让陕西巡抚洪承畴回到陕西去。

其实，早在五月底的时候，崇祯皇帝就收到了神南峪大捷的捷报，当时不管是内阁还是军机处，以及京师朝堂士林都是一片欢腾。

毕竟这一次的大捷，等于是端了贼军主力的老巢，而且所有陕北流贼的带头大哥横天王王嘉胤也丢了性命。

说起来，可是要比孙传庭的静乐大捷、王国梁的黄芦岭大捷，要更有分量，含金量更高！

至于合谋合力杀死了王嘉胤和王二的张立位、王国忠二人，李邦华当然也都一一提到了。

这两个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知道的，特别是与王嘉胤之死联系起来以后，崇祯皇帝立刻就在自己的脑海深处，找到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忆。

原本历史上，王嘉胤并不是死在吕梁山深处的神南峪，也不是死在崇祯二年。

但是，他却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就是死在了自己的妻弟张立位和族弟王国忠的手上。

事后，立下了大功的张立位，被历史上的崇祯皇帝钦命提拔为山西镇左协副将，而王国忠也被钦命提拔为山西镇蒲州协副将。

其中，张立位在崇祯七年后金军队入寇大同，攻入杀胡口的时候，与后金军队作战，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而王国忠则一直奋战在与各路流贼作战的第一线，因为一次作战失败，被免官，隐居绥德，崇祯十六年的时候，李自成麾下大将李过攻破绥德，王国忠被抓。

李过奉李自成之命，为了给王嘉胤报仇，遂将王国忠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所以，知道了神南峪大捷的来龙去脉之后，崇祯皇帝虽然担心他们降而复叛而不愿接受流贼头目们的归降，但是对于历史上就亲手杀了王嘉胤，而且这一次还顺手杀了王二的张立位、王国忠，他还是非常放心的，根本不担心这两个人会有什么降而复叛的隐患。

不过，知道了王嘉胤、王二的死讯，又知道了李邦华、卢象升两人接下来的打算之后，崇祯皇帝并没有急着去对这次大捷进行封赏。

因为他知道，神南峪被攻占了以后，特别是第一代的流贼共主王嘉胤死了以后，拱卫在神南峪周边的流贼各部，立马就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紧接着肯定还会有大捷的消息传来，到时候一并封赏更好。

果然，就在崇祯皇帝接连着几天，围着武英殿中已经制作完成的山西、陕西以及宁夏、甘肃等地的地形沙盘，揣摩着剿匪战局的时候，山西前线新的捷报送进了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