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崇祯皇帝曾经被迫六次下发罪己诏，这个问题的性质，要比收回成命更严重。

下罪己诏，意味着向全天下的人认错乃至认罪，这对皇帝的权威来说绝对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只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而这样的事情，崇祯皇帝被逼着先后做了六次。

也因此，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皇帝的权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人阳奉阴违，人人瞒上欺下，圣旨出不了紫禁城已成了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

到了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去上早朝，却赫然发现，往日举行朝会的建极殿里冷冷清清，一个臣子都没有。

当时无奈之下，崇祯皇帝亲自去景阳钟，召唤在京的大臣们入宫商议守城御敌之策，可是先后敲了三边，到了天黑，也还是没有一个臣子前来。

到了夜里，外城失陷，然后内城失陷，崇祯皇帝处理他认为还需要处理的最后事情之后，凄凄惶惶、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御花园后面的煤山之上，向外张望，见满城大火、一片混乱，绝望之下，自缢于煤山之上。

此时此刻，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跟随左右。

对于如今这位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而言，这样的历史悲剧，绝对不能再次重演。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阻力，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推行下去，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因为在任何一个关键问题上的让步，都是再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开海通商，就是这样一个很可能扭转大明国运的关键问题。

因此，即便是郑芝龙这个目前应该着意笼络的人物，若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扯旗造反，崇祯皇帝也不会一仗不打就稀里糊涂地瞎让步。

而且崇祯皇帝也坚信，像如今这样归附朝廷，带给郑氏家族的利益绝对要比他叛出海外要大得多。

所以他也相信，只要不是把郑芝龙逼到了退无可退的绝路上，那么郑芝龙就会像历史上一样，满足于东南沿海的海贸之利，不会轻易再跟大明朝廷的官军大打出手。

所以在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不管朝野之间背地里是不是还有官商集团在搞一些阴谋诡计小动作，他都要迅速把开海设港的事情给落实了。

好在如今收拾掉了一批反对开海的朝廷和南京官员及勋贵之后，朝堂之上，对于开海通商的议论，风向已经变了。

特别是与开海通商密切相关的官员，比如两广总督王之臣、闽浙总督温体仁，以及登莱巡抚孙国桢，也都纷纷上书拥护朝廷的开海决策，还都提出了在自己辖内开海设港、通商收税的详细条陈，包括港口的选择、官吏的任免、榷税的细则，等等。

随着这些直接相关的封疆大吏们，上书表态支持开海，朝堂之上拥护开海的声音顿时成为了主流。

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跟风迎合拍马屁，对于这样的奏疏，崇祯皇帝一概批示表扬，然后让人抄写了贴在通政司的大门外，再以邸报形式流传天下。

就在李邦华与云集山西的几位巡抚一起会议，商量剿贼方略的同一天，崇祯皇帝也召集了内阁阁臣和户部尚书，一起在文华殿中议事，议论的主题正是开海相关的榷政问题。

榷政，就是征税的事务，榷政问题也就是税务问题。

不过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深知明末税务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从来不敢轻易出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不会轻易去做大范围的改变。

但是对于还海贸问题，因为此前基本上还是个空白，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如何重新分割蛋糕的问题，说到底，乃是如何做大新蛋糕的问题，因此他并不担心会引起什么反弹。

看着眼前这几个兢兢业业地协助自己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臣，崇祯皇帝斟酌着说道：“朝廷开海的诏书已经下达三个月有余了，期间虽有起伏波折，但是如今也都已经平息。至于利弊得失，是是非非，现在看云里雾里，说不清楚，所有这些，都留给后人们去评说吧。

“今日召集几位爱卿前来文华殿，要议论的乃是朕在这几日里的一些想法。朝廷财计艰难，问题由来已久，而要整顿财计，莫过于开源节流。

“然而如今天下纷乱，非四海升平之时可比，赈灾也好，军费也罢，那一项都不是可以节流的。

“朕之所以一意开海，不过是为朝廷财计，开一新源罢了。至于那些力主反对开海的文臣或者勋臣，其有无私心，不问可知。

“前宋丞相文天祥曾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诸位爱卿跟着朕，勤勤恳恳不说，也跟着挨了不少骂。但是朕相信，将来我华夏青史之上，必有卿等之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