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上一艘小船,在大运河上晓行夜宿之间,颇有柳三变的那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醉人感觉。
特别是春耕比北方要早上一个月左右的淮南各地,原本都是荒地草甸的运河两岸,现在也都挖沟修渠、大兴水利,使得两岸都成了水旱不惧的沃野良田。
靠近运河两岸的荒地,因为之前归属不明,不确定到底是属于沿岸的府县,还是归属于漕运总督衙门,所以有不少地都是荒着。
袁可立上任漕运总督之后,因为有了崇祯皇帝整顿漕务、募民屯垦的明确旨意,先是从自己的老家睢阳卫,及其所在的归德府睢州、商丘等地,招募了一批本乡青壮乡丁,顺利地建起了漕运总督辖内直属总督本人提调的三千督标。
袁可立在明末的历史上无党无派,属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以放心重用的人物之一。
当然了,因为与高攀龙同年,所以曾经上书为这位东林党的魁首说过话,但是究其根本,作为睢阳卫世袭百户之家出身的袁可立,与江南士林中出身地主豪商的东林分子,政治见解上,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在反对阉党弄权的问题上是同路人,但是在经世致用、治国安民方面,东林党的那几个大佬,根本没法与一贯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袁可立相比。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袁可立的充分放权和信任,让他本来就满肚子的军政方略终于有了大力施展的地方。
原本设立了用来制约漕运总督权力的四个巡漕御史,之前因为阉党案,杀头的杀头,罢官的罢官,全都没了。
而袁可立上任漕运总督之后,崇祯皇帝为了让他放手整顿漕运事务,所以也没有按照之前的制度,安排巡漕御史。
明朝的制度设计其实还是有颇多可取之处的,比如都察院里各道、各种监察御史的设置,除了主管各个行省吏治纠察的分省御史之外,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巡按御史、巡边御史等等专管某种业务的监察御史。
就拿漕运来说吧,除了漕运总督的设置之外,有明一代还在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四个地方设置了专职的巡漕御史,一方面配合漕运总督管理漕运事务,另一方面则是监督纠察包括漕运总督所有漕运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这种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在正常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毕竟漕运对于迁都北京的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漕运总督的实际权力又非常大,没有一定的相互制约,皇帝和朝廷是不会放心的。
但是现在却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按部就班进行的平常时期了,眼前的大明内忧外患,是典型的非常时期,对于这一点,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袁可立早就意识到了,而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当然也意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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