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钱象坤以为凭着自己在江南官场、江南士林之中的影响力，皇帝和朝堂上的大臣们，为了顾忌自己的名声可能不会处理他。

又或许钱象坤是碍于自己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太大，为名所累，不得不上书朝廷，以致仕辞官相威胁，要求朝堂诸公收回成命，赦免钱谦益、惠世扬以及郑三俊、钱士升等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真的想致仕回家。

然而不管怎么说，钱象坤这样做，在他看来，都是名利双收的一件事情。

即便是朝廷既不同意他致仕，也不无罪释放这些人，他的名声也只会更大，江南士子哪个不得树起大拇指，说他一句好。

而即便是朝廷同意他致仕了，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对他们这些“公知”来说，朝廷越是打压他们，他们反而越高兴，因为他们会借着这样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名声。

而且这个时代里，**不仅不违法，而且对他们这种人来说，反而是一种文人雅事，崇祯皇帝就是想收拾他，也没法拿**这种后世惯用的对付公知的方法搞臭他。

然而，钱象坤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在想些什么，在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眼里，却是根本就不重要。

二月二十五日，崇祯皇帝接到钱象坤的致仕折子及其谏言之后，一点也没耽误，二月二十六日就批准了他的致仕折子，并在转给内阁的朱批之中，直接任命了京师礼部左侍郎周延儒为南京礼部尚书。

而到了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之后，周延儒就陛辞出发，前往南京接任礼部尚书去了。

至于其他官员上书救援钱谦益、惠世扬等被捕之人，并为郑三俊等免官之人的折子，崇祯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好不容易逮着这样的机会，把这些超级“公知”级别的东林党大佬们清理出朝堂，他又怎么会轻易地受到这些不明内情的官员上述影响，坏了自己早就谋划好的计划呢？

这些东林党超级“公知”在明末社会上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其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方面的积极影响，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历史上崇祯皇帝才一次又一次地迫于朝野舆论的压力，作出了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决策。

而这些一贯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公知”人物，除了其中极个别的尚有节操之外，大多数都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的伪君子，至少大名鼎鼎的江南士林“四钱”之中没有一个为崇祯皇帝的死而殉节。

其中，尤以“四钱”之中的钱谦益最为突出，可以说是典型的两面派人格。

这些明末的超级“公知”，在明朝的时候，一边做高官，一边当着大地主，同时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家族中其他人经营商业，常常还是极其富有的大商人，但是他们却对大明皇帝和朝廷却毫无忠义之心，不管是写文章，办学校，还是招门徒，议朝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与朝廷唱反调。

你用他们，他们就在朝堂上当清流，除了站着说话不要疼，只会说些一大话空话风凉话之外，干啥啥不行。

对朝野共知的财政空虚问题，他们这种人就知道劝皇帝修身养性、裁减用度、节省开支，一会儿主张裁撤驿站，一会儿主张裁减兵员，一会儿又要减免赋税、与民休息。

至于朝廷缺钱、财政崩溃了怎么办，他们往往就一句话，那就是请发内帑。

而若是你不用他们，他们就在朝堂之外搞讲学、搞结社，说你的坏话造你的谣，使劲儿抹黑你。

反正他们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也不愁没钱花，整日里无所事事就是与当政者唱反调。

然而，同样是这一波明朝公知，到了满清辫子兵席卷江南的时候，却一个个地都成了“乖宝宝”，满清大军在江南杀得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而这些人却投降得飞快，甘当异族的走狗。

而且恰是到了这个时候，以前的种种公知和清流模样，也是早就不要了，好好的人不做，反而当奴才当得十分开心。

对于满清辫子兵在江南各地的种种暴行，没有一个敢于公开站出来说一个“不”字，而之前的那种聚众讲学、专门与朝廷唱反调、不与当政者同流合污的清流气节和君子做派，到了此时也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说到底，这些东林党的超级公知们，除了个别的几个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之外，大多数都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贱胚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