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所走过的道路，连自己也能看出某些拙作受苏俄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在文字上则接近翻译。后来才在创作实践中渐渐意识到自己母语的基本功很弱，转而注重阅读中国，开始在实践中补习中国本土这一课。

我除了看自己借到的书，看哥哥借到的书，“小人儿书铺”是中学时代的“极乐园”。

那时我们家已从安平街搬到光仁街住了。像一般的家庭主妇们新搬到一地，首先关心附近有几家商店一样，我关心的是附近有没有小人儿书铺。令我感到庆幸的是，那一带的小人儿书铺真不少。从搬家到光仁街到我下乡前，我几乎将那一带小人儿书铺中我认为好的小人儿书看遍了。我看小人儿书，总在对比着自己阅读长篇时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物是否和小人儿书上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一致。二者接近，我便高兴。二者相差甚远，我则重新细读某部长篇，想弄明白个所以然。有些长篇，就是因为这样才读过两遍的。

谈到读长篇，我想到了《红旗谱》，我认为它是建国以来中国最优秀的长篇。《红旗谱》让我又想起两件事。那时候，我想买《红旗谱》看，只有跟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才去母亲做活儿的那个条件恶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那个街道小工厂，是个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毡绒弥漫，所有女工都戴着口罩。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要想说句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喊。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地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

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我站在门口，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哪一个是。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了母亲的名字。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朝向缝纫机低垂着，正在做活儿。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

母亲没听见。我又叫了一声。母亲仍未听见。“妈！”我喊起来。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而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了三分之二。口罩已经湿了，上面附着一层毡绒，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让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灰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窒闷的空间持续散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块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我伸手迟疑地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块钱容易吗？你开口两块，你妈这两天的活儿就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吗？你也太顺着他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吗！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的，不想吃好的，就爱看书！反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