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安排了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于是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着我衣襟上的污迹问。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我说的是实话。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了看我的双手，说：

“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而手生的皴，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里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得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还能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要顶撞一句：“**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有的是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之类的儿女，他们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能含恨忍耐。终于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身跑了出去。

这一幕却被我的语文老师看到了。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

“文革”时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语文老师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