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官市规模大，制度严，专门在边堡处建立贸易市场，往往有数里之广。仅大同镇就有新平堡、宁口堡、得胜堡、杀虎堡等处市场。

同样，官市的成交额也很大，只大同镇，每年规定易马数量为一万四千五百匹，实际每年易马总数都在二万匹以上，民间买卖成交之数尚未计算在内。

民市一般每月开设一次，所以又称月市，有指定的场所，商人、边民可以在这里自由互市。

人们对每月一次的民市，也觉得相隔时间过长，甚感不便，于是便又出现了数日一次或随时互市的“小市”。

小市一般也有指定的地点，不限规模，买卖频繁，人皆称便。

尤其是在每年春天，贫苦牧民缺粮少米，“愈见狼狈，有畜者每次巡于边各口，求官权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

“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米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除了官市、民市，还有“私市”，则是走私贸易，而长城两侧都是私下以物易物的场所。

尽管当时明廷统治者严厉封锁，禁止内地一切物资出塞，又禁止一切牲畜产品入塞，违禁者充军甚至杀头。

但是长城沿线的走私活动却越来越多，私市愈来愈盛。蒙古各部领主不限制走私活动，反而参与私市贸易。

汉人则通常会组成走私集团，专门经营皮毛、马鬃、马尾等畜牧产品。这种走私，一般是内外相通的，因而货源多，获利大。

在官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下，私市贸易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比如西北边地茶马私市就十分兴隆。内地商人通过种种办法将私茶运往边地易马，结果造成“番人上驷尽入奸商”。

就连一些边防将吏、文武官员，也每每“以私马窜易番马，冒支上茶”，参与有利可图的走私活动。

嘉靖年间之后，北方蒙古各部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二元经济发展，人口日增，生产生活物资需求更大，已不满足于朝贡马市贸易。

而明廷严格限制贡市规模，压低马价，并严禁铁器入市，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上下阶层的生产和生活，矛盾愈发尖锐，终于爆发了“庚戌之变”。

隆庆年间，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之后，明朝终于迎来了长时间的和平，马市贸易也兴旺起来。

其实，马市贸易是双赢互利的。一方面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和平环境的出现，也使明廷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减少。

而明廷通过马市税收，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此外，官营马匹也是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

“互市中的上等蒙古马，每匹只用银八两余，中等马七两余，下等马六两余，而民间折价一马二十四两”。

蒙古马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便宜，堪称“物美价廉”。官府购买一匹蒙古马可赢利十几两子银，运营得当，可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但到了崇祯年间，对于关外蒙古诸部的态度时好时坏，马市贸易又起浮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