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假了。”朱永兴笑着指了一圈，调侃道：“所占不过一县，亦不甘心交与朝廷，太小家子气啦！”

“殿下教训得是。”马翔云笑道：“殿下志在天下，我等眼皮子确是浅了。”

“追根究底，还是你们对孤王不了解。”朱永兴举起杯，转了一圈示意，轻抿了一小口，说道：“有些话呢不好说，但要不说明白了，这心结终是难解。‘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是杨嗣昌说的吧？狗屁，这说的是人话吗，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

明末负责镇压张献忠的杨嗣昌所作的《西江月》，劈头便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这诗在明廷的士人中还颇受好评，觉得说的很对。农民没粮吃，便要在家安静地饿死，怎么能乱跑给政府添麻烦呢？还敢抗粮、抗税，甚至造反给朝廷添乱，实在是死有余辜。

其实就李自成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陕北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4页/共5页